存款保险制度与银行治理都是金融领域的重要话题。中国从2015年开始正式实施存款保险制度,在存款保险发展演变过程中,银行治理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本文从银行治理角度,结合存款保险制度和银行治理的政策实践和市场环境变化,从与银行治理密切相关的几个方面提出问题,并以此为逻辑线索勾勒演绎出整个逻辑框架,最后将落脚点放在存款保险制度与银行治理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协同上。第一个问题是,既然存款保险制度既可以维护金融稳定,也容易产生道德风险,而提高信息披露程度能够降低存款保险制度带来的道德风险,那么怎样才能更好缓解存款保险制度的道德风险呢?本文借助中国商业银行数据,实证检验存款保险制度和银行信息披露对其风险承担的影响及其协同效应。研究结果显示:银行信息披露的改善会降低银行风险承担,存款保险制度实施有助于降低银行风险承担;存款保险制度实施和银行信息披露改善不仅能独自对银行风险承担起到抑制作用,而且可以协同地发挥降低银行风险承担的作用;银行特许权价值越低、资本比率越低、资产规模越小,相应地银行风险承担越高,存款保险制度与银行信息披露对其风险承担的协同作用越强。基于此,本文认为,应发挥好存款保险制度的金融稳定效应,最大化存款保险制度与市场约束之间的协同效应,差异化设计存款保险制度措施与银行信息披露要求。第二个问题是,既然大多数研究认为存款保险限额与银行风险承担之间呈现非线性U型关系,而银行政府背景也会对最优存款保险限额产生影响,那么在最小化由存款保险制度引发的银行风险承担中应如何考虑银行政府背景呢?本文将银行政府背景纳入存款保险限额对银行风险承担影响的分析框架,以中国商业银行数据对此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存款保险限额与银行风险承担之间呈现U型关系特征,存款保险限额能够实现银行风险承担最小化;存款保险限额与银行政府背景除了各自对银行风险承担产生影响,银行政府背景还会削弱市场机制的约束作用,进而削弱银行风险承担与存款保险限额之间的U型关系;居民储蓄率越高,净利差越小,相应地银行风险承担越高,银行政府背景对削弱存款保险限额与银行风险承担之间U型关系的影响越明显。基于此,本文认为,在我国存款保险制度实施初期,应统筹发挥存款保险限额与银行政府背景的作用,有效管理银行风险承担。第三个问题是,既然存款保险制度在稳定银行体系的同时,也会产生道德风险,且银行资本监管作为银行金融监管的重要组成部分,会缓解存款保险制度带来的负效应,那么银行资本监管应如何应对存款保险制度带来的道德风险呢?本文借助中国商业银行数据,实证检验银行资本监管对风险承担行为的影响及其协同作用。研究结果表明:资本监管会降低银行风险承担,且在危机时期对降低银行风险承担的作用比正常时期更大;在引入存款保险制度后,资本监管与存款保险制度会相互作用进一步降低银行风险承担;资产规模越小,财务杠杆越高,制度环境越差,相应地银行风险承担越高,存款保险制度和资本监管对其风险承担的协同作用越强。基于此,本文认为,应着力完善银行监管,发挥资本监管与存款保险的协同作用,共同管理银行风险承担行为。本章的主要创新在于:1.从银行信息披露角度,探讨了存款保险制度与银行信息披露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协同作用。与现有文献不同:将存款保险制度纳入银行信息披露对其风险承担影响的分析框架,选取国有银行作为对照组,在探讨存款保险制度与银行信息披露对其风险承担的协同效应时,还考虑了银行特许权价值、资本比率、资产规模等银行特征对其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发现存款保险制度与银行信息披露可以协同地作用于银行风险承担,使银行风险承担得到更明显的降低,且对特许权价值越低、资本比率越低以及资产规模越小的银行尤甚。2.从银行政府背景角度,探讨了存款保险限额与银行政府背景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协同作用。与现有文献不同:综合考虑经济周期和存款保险制度沿革因素后设置反映各地经济发展水平的存款保险限额,探讨了中国存款保险限额与银行政府背景的关系,尤其是在探讨存款保险限额与银行政府背景对其风险承担的协同作用时,还考虑了居民储蓄率、净利差等区域经济和银行特征对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发现银行政府背景会削弱存款保险限额与银行风险承担间的U型关系,且对居民储蓄率越高的地区以及净利差越小的银行尤为明显。3.从银行资本监管角度,探讨了存款保险制度与银行资本监管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协同作用。与现有文献不同:选取国有商业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作为金融危机的对照组,选取国有银行作为存款保险制度的对照组,从而在区分危机时期和正常时期银行资本监管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后,探讨了存款保险制度和银行资本监管对其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发现,存款保险制度和资本监管可以协同地降低银行风险承担,且对资产规模越小、财务杠杆越高、制度环境越差的银行表现得越为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