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力求站在时代高度,立足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最新实践。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唯物史观为指导,以国家制度含义的民主为重点,以中国人民的社会实践为坐标,以历史和逻辑的统一为原则。结合中国实际和毛泽东、邓小平所处的具体时代,寻求贯穿于他们各自民主理论的历史发展和民主实践中的认识规律,试图从政治哲学角度,实事求是、而又恰如其分地说明邓小平对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民主观普遍意义上的继承、纠正和发展,进而促使我国哲学在民主理论研究中的角色由“夜间起飞的猫头鹰”成长为“高卢雄鸡”。笔者认为加强这方面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抓住机遇,审时度势,立足中国国情,积极、稳妥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更加现实,更加理性,更加成熟地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促进和谐社会的生成与发展;有助于提高我们党民主执政的能力,粉碎国内外敌对势力利用“民主牌”对我国实行西化、分化、弱化的政治图谋,避免照抄照搬西方模式,避免来自“左”或右的干扰,从中国实际出发,坚定不移地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模式。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为社会主义民主理论奠定了理论基础,毛泽东奠定了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民主观的基础,邓小平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主观。社会主义民主本质方面的升华。毛泽东创立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观,深化、中国化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邓小平在新时期扩大了社会主义民主的主体、客体范围。毛泽东创立了人民代表大会的政体观,邓小平认为这是从中国实际出发的必然选择,这种制度有利于民主与效率的统一。毛泽东创立了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的政党制度观,邓小平使民主党派的地位主体化。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创立的民族区域自治观。“一国两制”理论是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和国家学说的创新,也是对毛泽东关于和平统一祖国思想的重大发展。邓小平“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论断把民主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根本属性、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目标和任务、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保证,进一步深化了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社会主义民主外延方面的丰富与发展。分为民主的地位、民主权利、民主作风三个方面来探讨。在民主的地位问题上,邓小平纠正了毛泽东把民主理解为手段的倾向和把民主的目的与手段关系绝对化的倾向,邓小平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在民主目标的实现上,做到了目的民主和手段民主的辩证统一;邓小平在继承毛泽东民主与专政辩证统一认识的基础上,发展为民主是专政的目的;邓小平在继承毛泽东民主与集中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的基础上,认为在新时期民主和集中的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