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语全球化势不可挡，与此同时也促成了英语本土化的发展，世界英语这一复数概念便由此而诞生，这个大家庭中不再仅有英国英语和美国英语二者称雄称霸，越来越多的新成员已被纳入其中，如澳大利亚英语、加拿大英语、新西兰英语、印度英语，新加坡英语等。还有一些即将成为其中一员或正在孕育之中。这些带有地域特色的英语变体在国际交流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中国也同样如此。中国英语这一打上中国烙印的本土化英语变体，俨然已经在中国的国际交流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也激起了众多学者在跨文化交际、语用学、社会语言学、翻译以及英语教学诸方面对中国英语的研究和探讨。然而，长期以来学者们对中国英语是否应该存在争论不休，持肯定、矛盾、否定态度的学者各执一端。翻译研究经历了“文化转向”之后，又将何去何从？胡庚申教授的“翻译适应选择论”应运而生，将翻译研究引入了“生态”这一大潮，可视为“生态转向”的开拓者，他以一种生态学的翻译观或生态学的翻译研究途径，提出了“生态翻译学”并将翻译定义为“以译者为中心”的“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活动”，即是一种译者不断自我适应、优化选择的循环过程。这与以往“以原文为中心”或“以译文为中心”的翻译观大相径庭。本文以翻译适应选择论为视角，首先介绍了中国英语的概念以及它的形成和发展，并且将之与其他易混淆的概念进行了区分，如中式英语、洋泾浜英语和中介语。接着，本文梳理了众多学者对中国英语的态度趋向，归纳了将中国特色表达翻译成中国英语的基本方法，为后文的实例分析做好铺垫。在对翻译适应选择论这一耳目一新的翻译研究途径作了必要的介绍后，本文着重从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举例论证了中国英语是客观存在的，认为China English实至名归并且有存在的必要和广阔的发展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