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作为国之重器，旨在拒绝人类本性所排斥的卑鄙人格姿态。刑法制定以及解释必须遵循谦抑性原则，固守刑法内在精神，不可逾越半分。《刑法修正案（九）》中“（网络）寻衅滋事罪”确立，在学术界引发了巨大争议。法教义学不单解释规范，并且需要批判和指导立法，刑法保护具有良性价值的实体，同时也不可全然脱离价值的范畴，故而探讨规范本身的价值指导不可或缺。本文从立法、价值、社会和政治哲学四个层面对网络寻衅滋事罪展开巡检，探讨寻衅滋事网络适用在学术界引发争端的潜在预设。在规范层面，陈述自由主义者对寻衅滋事罪罪状模糊性、法益外延不明确、以及作为口袋罪对人权的损抑的批判；在价值层面，阐明自由主义者对近现代自然法的理解，并揭示自由主义者“权利优先于善”的自然法本质，论述自由主义者对寻衅滋事罪功利之刑损抑人权的批判；在社会层面，找出自由主义者对寻衅滋事罪批判的社会根源，即存在于形式理性、信仰敬畏的缺失，以及民众对公民概念理解错误；在政治层面，作者通过对哲学、政治哲学同法学的辩证关系的论证，验证政治哲学的基础地位，通过对洛克、马克思·韦伯、卢梭的批判，指出自由主义存在的现代性危机，并对自由主义者提出的对寻衅滋事罪法益、形式理性、自由批判进行回应，继而通过对托克维尔的论证，找出自由主义者本身所提倡的“自由、平等、法治”概念之间的矛盾，认为政治的最深层出发点应是社会利益，应当从社会利益预设出发。最终得出“寻衅滋事罪”网络入刑不需废止，但是必须要慎用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