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通过分析玛格丽特·杜拉斯笔下的“情人”形象在《抵挡太平洋的堤坝》、《情人》和《来自中国北方的情人》这一系列作品中的变化,指出这变化是由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一方面,“情人”形象屡次被重构是作者旨在向我们展示作品中“自我”的变化过程。另一方面,杜拉斯文化身份的特殊性和混杂性也成为她笔下“情人”形象的不确定性的重要原因,即“情人”形象的演变正是杜拉斯的流散身份与杂糅的边缘文化以及她在种族、阶级、性别等方面形成的“混合体”外化的表现。因此,杜拉斯矛盾的文化身份就直接表现为她笔下的印度支那殖民地形象特别是具有代表性的“情人”形象与作为“集体想象物”的“他者”形象在本质上的差异。对“情人”形象变化的研究,有助于从整体上把握杜拉斯的创作轨迹和创作动机以及深入理解杜拉斯作品的文化价值和历史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