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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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资本市场日趋成熟,我国上市公司的并购交易活动也日益增多,我国上市公司因此确认了大量的合并商誉,据统计,截止2018年底,我国已有超过1000家上市公司在报表中确认了商誉,所确认数额从2007年的326.8亿元增长至2018年的1.45万亿元。随着我国上市公司商誉的不断增加,商誉减值的问题也日益凸显。为了合理评价企业商誉的真实价值,我国会计准则要求企业每年年末必须进行商誉减值测试。由于相比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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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资本市场日趋成熟,我国上市公司的并购交易活动也日益增多,我国上市公司因此确认了大量的合并商誉,据统计,截止2018年底,我国已有超过1000家上市公司在报表中确认了商誉,所确认数额从2007年的326.8亿元增长至2018年的1.45万亿元。随着我国上市公司商誉的不断增加,商誉减值的问题也日益凸显。为了合理评价企业商誉的真实价值,我国会计准则要求企业每年年末必须进行商誉减值测试。由于相比于其他资产减值而言,商誉资产的减值程序具有一定的专业性,技术操作具有一定的难度,且测试结果往往与个人主观看法密切相关,因此,各上市公司对于商誉减值的处理常表现出较大的差异,如有的公司长年不计提商誉减值准备,而有的公司则在一年或连续几年内大额或全额计提商誉减值准备冲减商誉账面价值。近年来,我国上市公司频频爆出大额计提商誉减值事件,无论是在计提商誉减值的公司数上,还是其所计提的减值金额都有较大幅度的增加。据统计,截止2018年底,我国共有871家上市公司计提了商誉减值准备,总额高达1658.6亿元,占上市公司净利润总额的10.77%。我国上市公司如此大规模计提商誉减值,其背后的原因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本文基于国内外研究,以委托代理理论、信息不对称和信息传递理论以及过度自信理论为基础,以2010-2018年间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实证检验了公司治理因素对上市公司并购商誉减值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公司治理与并购商誉减值显著负相关,即公司治理水平越高,公司在其并购后期所计提的商誉减值越低。其次,已有研究表明,机构投资者作为公司的外部监督者,其持股行为与公司治理也存在一定的相互作用,因此,本文考虑机构持股行为对公司治理的影响作用,引入机构持股比例这一调节变量,考察机构持股行为对公司治理与并购商誉减值关系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在考虑了机构持股行为与公司治理的相互作用后,公司治理与并购商誉减值的负向关系仍成立,但由于信息不对称、代理成本等原因,机构投资者的持股行为对公司治理的促进作用并不显著。最后,信息不对称理论是本文的核心理论,为增加本文实证结果的说服力,本文考虑信息不对称的影响,运用分组回归的方法,按照信息不对称程度高低将样本分成两组,并对各组分别进行回归分析,检验在信息不对称高低程度不同的公司中,公司治理对并购商誉减值的影响作用是否存在差异,实证结果表明:公司治理与并购商誉减值的负向关系在信息不对称较低的公司组内更显著。本文基于实证所结论提出相关政策建议,包括:避免盲目并购,合理确认商誉、计提减值;完善公司治理内部机制,如合理的管理层激励、完整的董事会流程、均衡的股权结构等;健全公司治理外部机制,如机构投资者持股制度、经理人市场等;促进市场信息制度建设,加强披露,减少信息不对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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