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青的《创业史》与李佩甫的《羊的门》都是讲述在集体道德价值体系约束下的农村谋求现代性发展的历程，思考集体合作化发展致富的合理性。因每一个文本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下，都有它独特的时代阐释——两部作品对各自叙述的农村合作化的臧否是截然相反的。《创业史》始终围绕主流意识形态，作品离不开浓重的政治说教倾向，以政治理念为根据图解经济行为，为合作化的道路选择提供文本佐证。李佩甫从人性的底蕴出发，在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下对农村合作化的历史事件进行重新审视与反思，用现代艺术手法剖析农民精神病态，开掘农村主题的深刻性和多向度。　　 本文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从时代的文本重释入手，对两位作家以及作品作历史总概论述，分别确立柳青“有限否定的基础上有所肯定”以及李佩甫“有限肯定的基础上有所否定”的评价基准。第二部分至第四部分则分别从叙事模式、农村现代性缺失、权力话语叙事这三方面对两部作品作重点比较。《创业史》采用“抑物质”的叙事模式通过重点塑造梁生宝，建构其在乡村社会中权力话语，从而完成党在农村基层权力结构转化合理性和必然性的叙事，为党的政策的正确性提供文本支撑。《羊的门》从批判国民性出发，续写农村合作化后期的历程，从集体所有制的合作化发展模式进入，采用“扬物质”的叙事模式，以物质生活富足的呼家堡是现代精神的废墟这一悖反结果质疑合作化的发展方式；按照人物的发展逻辑让呼天成完成自我权力话语的建构，同时又以接班人的悬空未置为结局消解了高度计划下集体生活存在的合法性。通过作品对比，历史和文本构成生活世界的隐喻：文本是历史的文本，也是历时与共时的统一体。历史是一个过程，历史视界使文本成为一个不断解释而且被解释的螺旋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