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绎权是版权人一项非常重要的经济权利。演绎权是指版权人有许可他人对其作品进行加工、改编、翻译、摄制电影等演绎行为的权利，如果他人未经许可对其作品进行演绎，则构成了对版权人权利的侵害。随着数字技术与传播技术的发展，新技术给版权法包括演绎权带来的全面而深刻的冲击，人们利用数字技术对他人作品进行改编、加工、翻译变得更加容易，对于作品的利用不再仅仅是简单地复制，也许更多的是在他人作品基础上的加工、改编、翻译等演绎行为。纵观版权法的发展，每一次技术的创新与发展都会扩张版权人的权利，对于版权人的演绎权也同样如此。但是版权立法的最终目的是刺激文化作品的创作。因此，版权人的演绎权随着技术的扩张应该得到版权法的保护，但也不能危及到社会公众利益，利益平衡原则是版权法的根本原则。因此，对数字时代的演绎权作出一个完整的认识与界定显得尤为重要。本文共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对数字技术影响下的演绎权发展的阐述。通过介绍版权法发展史中新的技术的出现和发展对版权法的影响，概述数字时代的技术特征，对本文中的“数字时代”作出概念性的界定，即以多媒体技术与计算机网络技术相结合为背景的现代信息化社会。然后分析了传统型作品在数字环境下其演绎权的变化和新型作品的演绎权。对传统型作品的数字化在我国乃至世界版权法界都有属于“复制行为”还是“演绎行为”的争论，笔者通过对数字化的技术分析和法律分析，认为对传统型作品的数字化属于复制行为，非演绎权所能控制的范围，但这并不意味着权利人的作品被数字化后不再享有演绎权。作品被数字化后，权利人的演绎权从传统的作品存在形式扩张了数字化的存在形式。本文主要分析了三种新型作品的演绎权：数字技术下软件作品的演绎权、互联网上互动式作品的演绎权和网络链接之间的演绎权。数字技术下软件作品的演绎权主要指自由软件的演绎权及其对演绎权的冲击，自由软件的权利人并不是不享有演绎权，只是根据公共授权原理（GPL）和自由软件的技术特征，其演绎权必须加以限制；互联网上互动式作品的演绎权主要指互动式作品的创作者必须被默认为其自愿放弃演绎权得以适应互动式作品创作的需求；在网络链接的演绎权问题上，本文通过描述网络链接的技术特征，进行技术分析与法律分析，得出结论：对于使用加框式、内链与纵深链等链接技术，经过链接后的网页如果作出了实质性的改变，那么设链者就侵犯了他人的演绎权。第二部分对数字环境下演绎权的限制在一定程度上作出了探讨。利益平衡原则是版权法的根基，无论技术怎么发展和创新，版权人的演绎权都离不开版权法三百年来铸就的利益平衡的老路，版权立法的每一次修改无不体现着版权法努力在版权人与使用者的利益冲突之间寻找最佳的利益切入点。法律的发展应以立体的思维去考虑，法律制度的创新不仅仅要考虑原作品版权人的利益，也不能忽略社会公众所应享有的利益。在利益平衡思想指导下的合理使用制度，是平衡版权人与社会公众之间利益最好的制度设计。合理使用制度渗透到版权立法、司法、执法活动的各个环节，为评判当事人的版权活动恰当与否确定了一个中观标准 。随着数字技术、传播技术的发展变化，建议取消合理使用制度的观点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在数字环境下版权人可以利用加密等技术措施来加强对自己作品保护，阻止他人对其作品进行加工、改编、增删，从而利用技术措施从事实上扩大了自己的演绎权，而无须取消合理使用制度对其权利加以保护。其实，并非所有借用都不合理，有时候借用和发展有利于社会公众利益。合理使用制度的存在不应受数字技术的任何影响，而应维持借用与再创作之间，或者说一次作者和二次作者之间的利益平衡。第三部分提出了在数字环境下我国演绎权应有的立法设计。首先应对侵权演绎作品的权利归属作出立法上的明确设计，在一定程度对侵权演绎人的作品加以版权保护。我国立法对侵权演绎作品未作出明确的规定，“侵权演绎作品能否享有版权？”这当然是一个传统的问题，但是在数字技术下，特别是在互联网时代，这个问题显得更加突出。对侵权演绎作品加以一定程度的版权保护，不但合理，也非常必要。对侵权演绎作品加以一定程度的保护，不仅不会影响到原作品版权人的经济利益，还会增加版权人的经济收入；而且在数字时代，对于网站等使用作品的人来说，要求其对每一个作品所作出的必要改动都取得原作品版权人的许可，不仅会增加网络运行的成本，而且事实上也不太可能。对于演绎权的合理使用制度我国也没有作出明文规定，针对数字技术给演绎权带来的挑战，创立明确的演绎权合理使用制度势在必行。演绎权合理使用制度的设计可以遵循三个原则：（1）演绎他人作品的目的和性质；（2）演绎者所付出的智力劳动；（3）演绎作品的使用对原作品的潜在市场或价值所产生的影响。演绎权合理使用制度设立的目标就是在一次作者与二次作者之间进行利益的再分配，二次作者可以在一次作者创作成果的基础上再进行智力创作，刺激社会智力产品的创造，从而繁荣整个社会的文化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