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际人道法诞生之初,世界上武装冲突的主要形式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战争,但随着战争手段被国际社会所禁止,国家间直接的武装冲突几乎已经完全被武装团体之间的冲突所取代。国际人道法的规则对国家间的战争行为设定了诸多约束,但对于目前由武装团体主导的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仍然缺乏限制,尤其是当武装团体做出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行为时,其引发的责任问题在目前的国际人道法体系中难以找到适合的答案。从人道法的责任机制入手,对武装团体在国际人道法中的地位进行分析,武装团体在国际人道法的历史上曾经被作为责任主体追责,但这判例中所使用的原理没有被后来的国际刑事法院所接受,其原因是在前南斯拉夫法庭中所使用的团体犯罪责任过于强调主观上的犯罪故意,忽视客观上被告人的行为,因此在之后的实践和理论中都不被采纳。另外的原因是当今武装团体性质复杂,与纽伦堡审判时期的犯罪组织存在着本质上的不同,不适宜通过同样的方式追责。那么武装团体引发的国际人道法责任最终要由其成员和控制武装团体的国家承担。对武装团体的成员追究刑事责任的机制较为完善,但对武装团体领导人的追责需要结合国际刑事法院近年来的判例通过指挥官责任对其进行追责。控制武装团体的国家责任属于国家的牵连责任,而国家承担牵连责任的原理在于对国际义务的违反,武装团体行为中的国家意志影响,以及事实上安理会对此类行为的可罚性,通过对牵连责任的典型案例进行分析,总结出国家承担其控制的武装团体引发的国际人道法牵连责任的标准是有效控制标准。武装团体违反人道法行为引发的责任问题的解决,是通过将武装团体引发的国际人道法责任确定明确的追责对象,将武装团体的行为纳入国际人道法的实际管辖范畴,可以使国际人道法在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中更好地保护人类的生命和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