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立法“不抵触原则”是我国地方立法主体在制定地方性法规过程中必须坚持的一项重要基本原则。该原则为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统一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也为地方立法主体实施立法活动划定了界限,使地方立法在现行法律位阶中拥有一席之位的同时,又不至于喧宾夺主挑战上位法的权威。但鉴于目前我国相关法律法规对于地方立法所遵循的“不抵触原则”的具体内涵以及关于判定“抵触”的具体操作规定寥寥无几且较为笼统,造成不论是学界还是实务界对“抵触”均产生了迥然不同的认识与理解,难以形成一致共识。例如有的观点主张,“抵触”的认定应当以上位法的明文规定与具体授权为基准进行评判。但也有的观点主张,除了参考上位法的具体明文规定外,上位法的立法目的、立法精神与基本原则同样也值得在评估“抵触”时作为权衡因素予以应用。由此可见,“抵触”标准的构建以及“不抵触原则”的内涵若想真正实现表述上的精确化与适用上的规范化,其道路依旧任重而道远。本文从行政规范性文件附带审查中的“抵触”问题入手,具体将以剖析“抵触”的法理内涵、梳理当前行政附带审查中“抵触”的认定现状及产生原因、归纳法官在认定“抵触”时面对的现实问题以及今后对“抵触”研究制度的完善构建四方面逐步展开详细研述,每一章对应一个研究专题。借助2018年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行政规范性文件附带审查典型案例”并结合现有国内外及司法实践中对行政规范性文件“抵触”上位法的研究理论成果与司法实务经验,重新解析领悟“抵触”一词在整个行政规范性文件附带审查体系中的定位。以地方利益、立法技术、立法态度三个方面为切入点挖掘司法实践中行政规范性文件“抵触”上位法的始末缘由。在厘清当前认定“抵触”的现状及产生原因之后,将其与现行审判制度与法官面临的心理困境进行对接,分析目前认定中遇到的两大待解决问题,一是法官认定“抵触”时的依据过少,缺少系统稳定的方法论来为法官提供必要指引;二是由于目前司法审判制度存在一定局限,以及行政规范性文件往往牵扯多方利益,双方当事人也存在因认定结果与自己预期差别较大而对法官进行报复的可能性,使得法官在认定过程中往往出于自保等原因而采用折中的认定依据来规避认定风险,既不能彻底公平的解决案件,也无法为“抵触”研究提供高质量的司法案例素材。为此第四部分将立足于解决上述提及的不足之处分别给出具有针对性的完善建议,例如构建典型案例引用机制和行政审判容错制度,扫清司法实践面临的障碍,以期能够为早日形成规范具体的“抵触”认定标准尽一份微薄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