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目前处于体制转型时期,权利已逐渐从政府下放到市场,但政府仍对土地、财政等部分资源拥有自由裁量权。因此,政府与市场共同对资源起到配置作用。企业家在谋求发展所需资源时主要存在两种方式:一是提升企业实力通过市场竞争获得更多资源,二是通过寻租的方式与某些掌权者建立政治联系来获得政府性资源。政治联系在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但在不同社会体系中,政治联系所发挥作用也存在差异。中国的社会文化将关系视作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源,关系成为经济活动和社会生活的基本纽带。在这种背景下,企业家具备很强的激励进行政治联系建设,政治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谋求利益的一种途径。企业家通过寻租建立政治联系来获取政治庇护作为回报,以实现对企业的利益输送。企业家在进行政治关联建设相关的经济活动时需要资源投入,由于企业家拥有总资源有限,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干扰企业家对生产性活动所付出的努力。Baumol的企业家才能配置理论指出,制度环境是决定企业家才能配置选择的关键因素。好的制度环境将促进企业家在生产性活动中投入更多精力,从而在市场中创造财富。然而,当制度环境不够完善时,企业家则倾向于将更多地精力投入到与政府官员建立关系、争取更多的政府隐形资源和庇护等非生产性活动中。2012年下半年随着中国领导人进入新一轮执政周期,国内的反腐败力度提升,大批官员因涉嫌贪污腐败而遭到查处。在本轮腐败治理行动中,众多与腐败官员存在密切利益关系的企业家也受到调查,政商关系再一次受到市场和舆论关注。相关研究表明,制度环境变化会对企业家的才能配置决策产生较大影响。此轮高力度的腐败整治行动是否会对企业家的才能配置选择产生影响,Baumol的制度环境与企业家才能配置选择理论能否在中国的现实情境下得到检验,将是本研究重点考察的问题。本文借助中国2012年下半年之后的腐败治理行动作为准自然实验,利用2010-2017年我国上市公司微观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研究腐败治理行动对不同政治背景企业家才能配置决策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腐败治理行动会降低寻租活动的收益从而强化企业家对生产性活动的投入激励。具体表现为腐败治理行动开展后,相比于无政治联系的企业,具备政治联系的企业获得的政府补贴数额减少,与此同时研发投入增加。这说明腐败治理行动会对某些基于政治关联关系而发放的政府补贴起到“纠正”作用,与此同时强化企业的自主创新激励,促进企业家将资源投入从寻租活动向研发活动转移,从而达到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相比于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在市场化程度低的地区腐败治理行动对企业家才能配置的改善作用更弱。尽管寻租回报在腐败整治行动后减少,但由于市场化程度低的地区企业更依赖政府庇护,故仍保持较高的政治联系建设资源投入。本文的研究为外部环境如何影响企业家才能配置选择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阐述了此轮腐败治理行动的微观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