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立于九世纪末和歌复兴时期的《新选万叶集》,采取了一首和歌与一首汉诗并行排列的独特形式,表现出了发展性的文学意识,在日本文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无论是关于序文引发的“万叶综辑说”,还是此集的编选者,还是其中和歌与汉诗的关系问题,都有诸多学者从各种角度进行了论说。可是,作为一本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特殊歌集,可以说,对于它的研究还远远不够,留待今后解决的问题还有很多。在《新选万叶集》的诗中,具体的植物、动物,尤其是历史人物频繁的登场。可是,这种现象在与之相对的歌中却未必一定出现。本论文的主要目的便是探讨这种现象是如何具体表现出来的。序论,介绍前人的研究成果,指出当前研究所存在的缺陷,并明确此论文的研究目的、意义和方法。第一章,选择了中日两国喜闻乐见的松,作为植物探讨的切入点,考察其在和歌和汉诗的传统文学用法的同时,将《新选万叶集》中歌与诗的松形象进行比较,发现该集中不同于传统的特殊用法。换句话说,《新选万叶集》歌中的“松”,既继承了万叶传统,又表现出了自己的发展。而诗中的“松”,虽然遵循了汉诗的传统,却只继承了这个传统的表面,没有吸收传统中的深层含义。第二章,选择了在中日两国传说中经常出现的,成为和歌与汉诗重要吟咏对象的“杜鹃”。在考察了从《万叶集》到《新古今集》的主要歌集后,明确了杜鹃多作为夏和恋的象征来使用,而且《新选万叶集》也沿袭了这种用法。在中国的汉诗中,有两种杜鹃科的鸟经常出现——布谷和杜鹃。两者的文学意义不尽相同,前者通常作为春耕的使者,而后者多用来象征乡愁、离别、冤屈和爱情。虽然与《新选万叶集》中的“郭公鸟”相对应的应该是布谷,但是吟咏的意象却更接近杜鹃的用法。尤其是,《新选万叶集》中的杜鹃诗多为闺怨诗,这可以说是受到了和歌的巨大影响而出现的。第三章,围绕着未被关注过的《新选万叶集》中出现的人物展开了探讨,并选取代表性的西施·潘岳作为主要考察对象,在考察了两个人物在中国汉诗与日本汉诗的文学用法基础上,将《新选万叶集》中出现西施·潘岳的诗和同序号的歌进行对照,来使该集中的两人物形象更鲜明清晰。本章还试论了和歌中不出现具体历史人物的原因,简言之,可以归结为中日历史观及社会结构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