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创新不仅是一国经济保持长期增长的核心动力,也是培育竞争优势和提升经济实力的重要引擎。我国为了解决经济的持续增长问题,摒弃自然资源耗能拉动发展的旧模式,开启创新要素聚能驱动发展的新征程,自2006年首次提出创新型国家战略目标以来,我国出台了大量鼓励技术创新的政策。虽然在国家的大力倡导下我国创新型国家建设取得了实质性进展,但创新能力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着一定距离,因此必须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提高科技创新能力,不断优化科技创新环境以激发企业创新活力。在影响企业创新的外部环境中,金融发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由于金融系统有着不同的基础功能,金融发展可以通过多种渠道对企业创新产生影响,其中公司治理可能就是一条重要的作用渠道。随着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金融机构和金融产品的规模得到扩张,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企业创新活动面临的融资约束问题,而企业在获得更多融资的同时,其内部治理机制也会受到影响,改变企业的治理水平。因此,为了探究金融发展是否能够通过公司治理渠道对企业创新研发产生影响,本文从公司治理角度出发,以两类代理成本为中介变量,研究金融发展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本文以沪深A股上市公司2009-2018年的非平衡面板数据为样本,利用多元回归及Bootstrap法,实证分析了金融发展、两类代理成本以及企业研发投入三者之间的联系,实证结果表明:（1）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可以显著降低企业中的两类代理成本,不论是第一类代理成本还是第二类代理成本,金融发展都能对其起到一定治理作用;（2）企业研发投入的水平会随着两类代理成本的上升而下降。第一类代理成本对研发投入的影响在国有上市公司与非国有上市公司之间并不存在明显差别;第二类代理成本对研发投入的影响在非国有上市公司中更严重,表明第二类代理成本主要存在于我国非国有上市公司中;（3）两类代理成本都能在金融发展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金融发展通过影响第一类代理成本间接影响企业研发投入的途径在国有上市公司和非国有上市公司中都存在;金融发展通过影响第二类代理成本间接影响企业研发投入的途径只存在于非国有上市公司中。同时,本文还发现第二类代理成本相较于第一类代理成本只能发挥比较微弱的中介作用。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1）关于金融发展能对企业研发投入产生积极影响的结论已经得到大量文献的证实,但现有文献大多是从金融发展的资源积累、资源配置和信息处理功能对融资约束的缓解这一角度出发解释金融发展与企业研发投入之间的关系,鲜有文献涉及金融发展的公司治理功能方面,本文从公司治理的角度出发,为此类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2）有关金融发展与企业研发投入之间的作用机理和具体传导机制的实证研究还比较少,本文以两类代理成本为中介变量将金融发展与企业研发投入关联起来,从企业层面上进一步揭示了金融发展对研发投入的影响路径,填补了这方面的研究空白;（3）本文的研究拓展了宏观金融环境对微观企业的作用范围,不仅有助于理解实体经济与金融协调发展的内涵,而且对于重新审视公司治理机制在金融发展对实体经济的支持与服务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具有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