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讳制度是一种边缘化的制度,它具有着浓厚的封建文化特征,同时又与祭祀、宗庙等事项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作为封建王朝统治的最高统治者,为了提高统治尊严和权威,加强中央集权和维护封建等级制度,大肆提倡和推行所谓的纲常名教,避讳也越来越受到重视,经唐朝逐渐地强化和严密,到了两宋时期更趋繁数。受当时政治(特别是立法)和文化因素的影响,结合避讳在北朝的发展,可将宋辽金避讳制度,大体上可分为三个阶段。作为中原文化代表的宋朝无疑走在前列。在避讳的特点上,避讳种类更全。体例更严,并形成了较为明确的法律规范。避讳种类更全,并且社会上下都能遵循、认可已形成深厚的避讳氛围。中原王朝的文化优势对北方的少数民族政权的避讳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辽金的避讳在发展过程中也呈现出自身的特点,对整个避讳制度的完备起到了重要的补充和推动。辽代的避讳在中期才有起色,还比较肤浅,避讳的范围不太广泛,多避讳帝王名字,而且多是汉名。避讳的严密程度上也比较宽驰,终辽一代,自始至终没有形成上下一体的避讳风气。继辽而起的金,走得更远一些。随着女真封建化的进展和汉化程度的深化,金朝的避讳制度在世宗朝的日趋完备,到章宗时,臻于成熟。避讳之全、避讳之严可与宋朝比肩。宋辽金的避讳制度有着极深的政治和文化背景。在宋辽金南北对峙的近三百年间,避讳制度的发展贯穿其始末,见证了南北王朝的兴衰与嬗替,见证了当时的民族融合和中原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融合的进程。在封建王朝加强中央集权的大环境中,宋代的统治者通过唐代以来已渐趋完备的避讳制度提高皇权的统治威望和确立统治地位。避讳制度也成为统治内部倾轧的一种政治手段。在北方的少数民族政权中,封建统治阶级意图理顺统治民族与以汉族为主的被统治群体的关系,避讳制度是水到渠成的选择。这样既可以整顿社会秩序,同时也可以得到以汉族人民为主大多数的承认,为其取得统治的合法性。在南北朝的交往中,出现了南北朝互讳。南北政治风云的纵横捭阖,直接决定着避讳的取向,作为外交礼仪,避讳制度也打上了深刻的时代印痕。作为南北双方统治者,都意识到谁都无法通过战争来消灭对方、实现统一,寻求共存,一时成为南北双方的共识。虽然南北关系波澜多舛,但是和平相处成为了这一历史时期的主要形式。南北朝全面互讳延续和确定,是双方政治势力均衡的必然结果和表现。避讳制度在法律上有着严格的规范,而且还是社会生活中普遍遵循的伦理规范。避讳的风行,不仅涉及国事大体、科举程文等紧要之处,而且还广泛地渗透到社会生活的细微之处。避讳在官场和民间的盛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避讳全面的普及趋势和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