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了甲午战争的惨败后,很多先进的中国人开始重新思考国家和民族的出路。以维新派为代表的改良知识分子深刻地意识到民智不开则国家不强。此后,启蒙国民之半的女性,就成为一个关乎国家兴亡的重要议题,从而被第一次提到了历史的日程上。除了男性倡导者,一些知识女性也自觉地投入到妇女解放运动之中,做“女国民”和“国民之母”成为那个时代的进步潮流之一。从创办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报刊来看,无论倾向改良或革命,也无论是否女子刊物,对于妇女问题的关注均占据了相当大的版面。这也成为近代中国社会性别史上一道独特的景观。1907年,《醒俗画报》在华洋杂处的天津创刊。以倡导新风、批评陋俗为己任的报人通过画笔下的线条,留下了大量关于清末民初社会生活的片段和图景。透过这些视觉材料,使我们得以管窥那个时代不同社会群体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形象。而有关女性形象的图画在“醒俗”中所居比例非小,这些妇女形象同《醒俗画报》一起都被自然地烙上了时代的印迹。除了对千百年来处于社会性别制度压迫下的妇女的同情,报人似乎又对女性抱有天生的偏见,其所常常批评的市民生活中的很多陋俗往往以妇女作为主要的描绘对象。这种无论从形象还是观念上的冲突,时时出现在画报中,也成为《醒俗画报》的时代符号和文化特征。《醒俗画报》中对女性社会角色的重新定义,实际上反映了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在话语权力上的先天优势。尽管,报人们从社会底层入手,徐图改良社会风俗,并把视角投放到普通小市民的普通世俗生活中,这似乎打破了传统社会中“男女隔绝”“严别内外”的旧的一元话语制度,但是却又通过对现代女性社会形象的再定义,自觉不自觉地重构了一个新的权威话语体系。不过,这是与中国近代知识分子要求社会进步、民智开化的呼声相适应的,具有积极的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