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1世纪以来的中美经济关系,由于其发展之迅速和影响之深远,为国际社会所关注。深度融合和严重失衡构成了当今中美经济关系的最主要特征,并由此成为举世瞩目的焦点。全球金融危机后,经济学家认识到:此前中美两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已不再适用;通过推进各自的结构改革,寻求经济的内外平衡,并最终实现两国经济关系的再平衡,对中美两国乃至全球经济、金融体系的稳定与发展,都具有深远的影响。也正因为如此,危机后中美经济关系的再平衡,成为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的问题。中国在2010年取代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使中美双边经济关系演变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与第二大经济体、亦即当今全球最大的新兴市场国家与最大的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这一演变作为全球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格局的重大变化,赋予中美双边经济关系以新的涵义:当今的中美经济关系不仅是全球最为重要的双边经济关系,而且也是最为复杂的双边经济关系。其复杂性表现为这一关系中存在着严重的非对称性即失衡,特别是还突出地表现为“金融恐怖平衡”。中美经济关系的失衡充分证明:两国之间的经济关系的本质在过去的十多年里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即已经从一般意义上的贸易关系和投资关系转变为“贸易国家”与“金融国家”之间的关系;中美经济关系的失衡不是纯粹意义上的双边经济关系失衡,而更多地具有全球意义,即它构成了全球经济失衡的重要内容。研究中美经济关系的理论意义主要体现在:第一,通过研究中美经济关系的失衡和再平衡,揭示这一经济关系的本质,能够拓展有关中美经济关系研究的范围和视角,从而进一步推动国内学术界对中美经济关系的研究;第二,有助于国内学术界对中美经济关系的发展趋势进行准确的预测和判断,从而为中国决策层如何进行结构改革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供理论依据。其现实意义则主要体现在:通过对中美经济关系再平衡的路径选择及其目标的研究,能够为中国政府更好地开展经济结构的调整、特别是为中国有关部门如何制定对美经济战略提供决策参考。论文第2章对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以来中美双边经济关系的发展与失衡进行了考察。导致中美双边贸易关系迅速发展和双边投资关系日趋紧密的主要原因,是中美两国的经济增长方式以及美元本位制的影响。中国依据比较优势原理选择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战略,使国内生产总值和出口保持了持续的高速增长,从而推动了中美双边贸易关系的迅速发展。由于美国长期固守消费主导型经济增长模式,且个人消费主要依靠借贷实现,高负债和低储蓄因此成为其经济的特征之一,由此决定了严重依赖外部融资以解决其储蓄短缺;而中国作为以生产为主导的国家,国内储蓄率为全球最高,由此决定了美国需要通过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吸收中国的储蓄,从而形成了对中国储蓄盈余的严重依赖。美元本位制对中美经济关系的积极影响主要体现在:中国长期实行的钉住美元的汇率安排,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由美元的“间歇性贬值”所导致的人民币升值,从而推动了对外贸易、特别是对美贸易的迅速增长;而美元资产也成为中国货币当局可以有效“贮存”外汇储备的金融资产。中美贸易关系失衡,凸显了双边贸易关系存在显著的非对称性;而中美双边投资关系的失衡作为一种结构性失衡,则凸显了中美双边投资关系的二元结构即“斯蒂格利茨循环”。美元本位制对中美经济关系的消极影响主要体现在:美国作为“金融国家”,实际上是廉价使用了中国这一“贸易国家”的资金;而中国在外汇储备管理上则陷入了“美元陷阱”。论文第3章就全球金融危机对中美经济关系的影响进行了论述和分析。2007年在美国爆发的次贷危机以及由此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不仅是自20世纪80年代金融全球化迅速发展以来的首次全球金融危机,而且也是若干年来罕见的爆发于国际货币体系中心国家的金融危机。危机对中美经济关系产生了严重的影响。在双边贸易关系方面,不仅影响了中国对美国的出口;而且导致双边贸易摩擦加剧和人民币汇率问题的政治化。在双边投资关系方面,一方面,自2009年起,美国对华直接投资规模的增长速度放缓并且连续两年出现投资存量负增长的情况;另一方面,由于美国的许多金融机构在危机期间陷入流动性危机甚至破产倒闭,从而使中国投资者持有的美国机构债和金融债面临违约风险。至于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实施的四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也对中国货币政策产生了严重的影响:一方面,导致中国对美国货币政策的依赖进一步加剧;另一方面,导致中国对美国金融市场的依赖进一步加剧。为此,无论是从贸易的视角和投资的视角、还是从“金融恐怖平衡”的视角来看,中美经济关系的失衡都是不可持续的。论文第4章基于全球经济格局的视角,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中美经济关系的再平衡进行了论述和分析。涵盖中美双边贸易、投资以及金融等领域的整个经济关系的失衡,都衍生于中美两国的经济失衡;而两国经济关系的失衡,又进一步强化了两国的经济失衡。如此循环往复,使两国都越来越逼近内部失衡与外部失衡的极限而难以为继。为此,扭转两国经济失衡,是实现中美经济关系再平衡的前提。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的崛起对全球经济格局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作为一支重要的稳定力量,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发达国家经济衰退以及随后的缓慢复苏对全球经济增长的影响,成为全球经济复苏的主要拉动力;全球金融危机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美两国在国际生产分工中的地位;中国在全球贸易格局中的地位不断上升;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是全球金融危机后国际经济关系格局发生的最大变化;中美两国作为当今全球最具系统重要性的国家,正在构筑国际经济关系的两极格局。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长期以来中美双边贸易关系中互补大于竞争的状况也将逐步改变。只要美国对华贸易巨额逆差的状况不改变,长期以来贸易问题上的紧张关系作为中美关系的一个特点将继续存在,实现中美经济关系的再平衡具有一定的难度。在中国经济崛起之后,对国家安全这一因素的考量决定了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对中国企业赴美投资的审核会更加“严格”;在中美两国尚未签订双边投资协定的情况下,实现双边投资关系的再平衡也同样具有一定的难度。论文第5章对中美经济关系再平衡的路径选择与目标进行了分析和探索。如何实现中美经济关系再平衡,是全球金融危机后中美两国都需要认真思考的一个重大问题。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经济的增长也一度陷入低谷。但与此同时,中美两国都开始了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本文认为,中美经济关系再平衡的路径选择是:中国从生产者转变为消费者;而美国则从消费者转变为生产者。为此,中国应该加快经济结构转型与结构性改革,转变贸易发展方式,以及扭转储蓄与投资的失衡和克服金融发展的瓶颈;而美国则应该进行经济结构的调整,积极发展实体经济,以及摒弃借贷型消费模式。至于中美经济关系再平衡的目标,是实现从危机前的“消极依赖”向“积极依赖”转变。为此,应该引入制度化的双边合作机制(即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双边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尽快完成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以及加强双边金融合作)和人民币国际化战略,降低对美元本位制的依赖。论文第6章是全文的结论与展望。作者对特朗普执政后的中美经济关系进行了分析,认为特朗普在双边贸易领域一意孤行,置贸易自由化的大趋势不顾,与中国展开全面贸易战的概率很小;但是中美两国在个别产业和个别产品上的贸易摩擦则有可能成为常态。本文的创新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相对于有关中美经济关系的研究成果,本文的第4章对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崛起与中美经济关系再平衡之间的关系这一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提出了一个新的观点,即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无论是实现中美双边贸易关系的再平衡、还是双边投资关系的再平衡,都具有一定的难度。第二,本文的第5章在对中美经济关系再平衡的路径选择及其目标这一问题的研究中,提出了“中美经济相互依赖从全球金融危机前的‘消极依赖’向‘积极依赖’转变,是实现中美经济关系再平衡的目标”这一观点;并且对“积极依赖”这一概念的涵义做了界定。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实现这一转变应该着力于引入制度化的双边合作机制,即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双边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尽快完成双边投资协定谈判以及加强双边金融合作,通过人民币国际化战略从根本上摆脱对美元本位制的依赖”这一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