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爱文学的瞿秋白走上了革命道路直至死难而不屈服，但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却又作了“多余的话”对自己一生的道路特别是年轻时的选择作了深刻的反思，这两者矛盾么?如何理解瞿秋白的反思?对瞿秋白及其“多余的话”的复杂多样的理解和评价，是围绕着这两个问题展开的。 关键在于搞清瞿秋白反思的重点在什么地方，笔者从寻找指导瞿秋白革命实践的哲学理念着手，发现了他的“历史的工具论”。瞻前顾后，“历史的工具论”贯穿了瞿秋白的一生，瞿秋白“历史的工具论”的形成、发展以及他对此的反思，构成了瞿秋白人生的主线。 第一部分阐述瞿秋白“历史的工具论”的内容。主要围绕瞿秋白对个性与社会和历史、个性与民族、个性与阶级的关系的论述，其间贯穿着瞿秋白对知识分子“历史的工具”的特定要求，论述了近代背景下瞿秋白强调的个人特别是知识分子对国家、民族的责任感、人的阶级性尤其是知识分子的依附性、个人在掌握历史规律的前提下对历史发展的推动作用。 本文第二部分探究了瞿秋白“历史的工具论”的形成原因。瞿秋白“历史的工具论”的人生哲学的形成，首先，与他早年的情感经历有关，母亲在生活最艰难的时候为了孩子们有依靠而毅然就死，她表现出来的奉献精神始终激励着瞿秋白；其次，沉浸于母亲自杀的痛苦中的瞿秋白从佛教中找到了情感寄托，释迦牟尼“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社会承担，以及其生死轮回的观念都有助于瞿秋白从痛苦中得以解脱，并产生了“就菩萨行而为佛教人间化的愿心”，以己渡人，强化了以自己为工具的意识；再次，“五四”时期工具理性的高扬和儒家经世致用思想的激越，糅合了时代理性和传统情感，基本确立了瞿秋白“历史的工具论”的思维方式；最后，苏维埃俄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对瞿秋白的影响巨大，俄罗斯传统中知识分子的“多余人”形象及“忏悔的贵族”情结和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列宁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理论相结合，这一切都伴随着瞿秋白对共产主义理想的向往和对辩证法的折服而被全部吸收，为瞿秋白“历史的工具论”的完全确立奠定了理论基础。 第三部分是对瞿秋白及其“历史的工具论”的反思。瞿秋白的“历史的工具论”是时代的产物，对革命斗争的推动有其独特的作用。但由于这一理论在对规律的理解、主体能动性的估价以及知识分子无产阶级化理论等方面一系列的不足，从而染上浓重的宿命论气息。当然，瞿秋白身前对此已经有了一定的反思，由对大革命失败后党对知识分子的态度的疑问到对共产国际、苏联以及中国党的高度集权政策的反思，结论是由对知识分子价值的重新审定推进到对个体的关注和对个性发展的尊重。 瞿秋白的一生是悲壮的一生，这是那个悲壮的时代的反映，脱离历史指责瞿秋白“历史的工具论”或批评瞿秋白及其“多余的话”都是不足取的;瞿秋白身后的遭遇则更需要我们深切的反省，作为一个爱国心切、走上革命道路的激进知识分子为什么会遭受如此不公?而不是指责瞿秋白等一代知识分子的激进化给后人的消极影响，事实上，瞿秋白等人也只能为激进的政治思潮负责，却不该为以后的高度集权的政党政治负责，就瞿秋白而言，更不应该为此后执政党对知识分子的改造政策负责。 余论:在新的时代，纪念瞿秋白，一方面必须坚持知识分子的时代责任感，强调知识分子对社会的承担;同时一破除束缚个性的藩篱，注重个性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