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第406条第1款规定了抵押物可转让的规则,但又同时规定当事人之间可以约定禁止、限制转让。但此约定的效力如何,会带来哪些法律效果,民法典并没有具体规定,需要进行解释。对该规则解释路径选择的科学性,决定今后抵押物转让实践的科学性,因此至关重要。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关担保制度的解释》使得抵押权人和抵押人之间的约定具有了对世效力,因此,抵押权人会倾向于先约定禁止或限制转让以保护自己的债权得以实现。但这样的规定是否会架空《民法典》第406条确立的抵押物可转让规则,降低抵押物流动性存在疑问。现有研究以及规范对于该规则的解释,按照物债二分的思路,可归纳为物权效力解释路径、债权效力解释路径以及二者混合的解释路径。物权效力解释路径以及混合的解释路径,在性质认定上背离该约定作为债权行为的本质,功能上出现与抵押权追及效力规则的功能重叠,担保实践上与现行抵押登记制度协调性不足。同时,司法解释还存在创制规则的正当性疑问。而债权效力解释路径不会突破合同相对性规则、抵押物可转让规则,与抵押物追及效力功能协调,并可避免抵押登记实践中可能出现的争议。如此,能够维护交易安全,促进物尽其用立法目的之实现,未鼓励当事人违约,可合理保护抵押权人利益但未给予过度的保护,避免对《民法典》现行规则造成冲击,是更优的选择。按照该路径,应删除赋予禁止、限制转让约定登记能力的规定;删除受让人明知约定存在,也会使得抵押物转让不具有物权效力的规定;删除“抵押权人主张转让不发生物权效力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之规定;规定抵押人违约转让抵押物后,无论抵押权人是否实现抵押权,抵押权人都可请求抵押人承担违约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