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者保护是我国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础。然而,近年来,康得新事件、康美药业事件以及乐视网事件等一系列财务造假事件频繁发生,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屡受侵犯,如何提高投资者保护水平已经变成了各界所关注的热点问题。现有关于投资者保护的影响因素研究主要侧重在外部监督以及企业内部治理这两大方面,但作为企业的重要利益相关者,非控股大股东对投资者保护的影响还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事实上,我国在完成股权分置改革、推行融资融券制度之后,资本市场上的股票流动性得到了大幅的提高,这也使得非控股大股东退出企业变得更加容易实现,从而增加了非控股大股东通过退出威胁这种方式来参与企业治理的可能性。已有研究表明,除积极发声和直接退出之外,退出威胁可以作为大股东参与公司治理的第三种手段,非控股大股东可以通过退出威胁来约束控股股东和管理层的私利行为,发挥治理效应。那么,非控股大股东退出威胁能否通过发挥治理效应来提高投资者保护水平?基于此,本文从退出威胁的视角出发,探究非控股大股东退出威胁对投资者保护的影响及作用机制。本文首先梳理了国内外的有关文献,接着以信号传递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和信息不对称理论为理论基础,提出研究假设并构建相关模型,以2010-2019年深交所A股非金融行业上市公司数据为基础对非控股大股东退出威胁与投资者保护之间的关系以及代理成本和信息披露质量的中介效应进行实证分析,并进一步将分析师关注度和卖空机制的调节作用纳入研究框架,得出如下结论:第一,非控股大股东退出威胁能显著提高投资者保护水平,即非控股大股东退出威胁与投资者保护之间具有正相关关系。第二,代理成本和信息披露质量对非控股大股东退出威胁与投资者保护具有中介效应。第三,在分析师关注度高的企业中,非控股大股东退出威胁对投资者保护的促进作用更显著。第四,在可卖空企业中,非控股大股东退出威胁对投资者保护的促进作用更显著。最后,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从“政府”、“企业”和“投资者”三个层面提出相关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