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来,商誉减值“暴雷”事件频发,管理层隐藏并购业绩未达标以及盈余管理操纵,掩盖商誉减值的坏消息,导致积累的隐患集中爆发。大规模商誉减值,不仅会打击股东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信心,严重还会阻碍我国资本市场的健康稳定发展。中国证监会于2018年发布的《企业监管风险提示第8号——商誉减值》中规定上市公司应当严格按照公司规章制度以及内部授权审批条例,执行商誉减值计提的内部审批流程,及时对商誉进行减值测试并予以披露,以便更加准确地反映商誉的公允价值,进而提高财务报告会计信息质量。但预示着企业并购未达预期和管理层能力不足的商誉减值信号指标,可能成为上市公司管理层进行财务操纵的工具。出于提升股价以及维持自身声誉等动机,管理层有动机隐藏坏消息,利用商誉减值的难以核实性,故意少计提或不计提商誉减值。正因企业商誉减值测试存在着大量的人为判断,这就为管理层通过自身拥有的自由裁量权对利润进行操纵,以期实现个人利益提供了机会。商誉减值测试具有较大的自由裁量空间,那么管理层作为企业经营质量和经营成果的主要责任人,能否约束其自利行为,并使其更好尽到“忠实”或“勤勉”义务将对企业经营成果和风险管控产生重大影响。董责险于2002年作为一种外部监督机制引入我国,学术界一直存在着三种效应假说:一是激励效应假说;二是外部监督假说;三是机会主义假说。那其作为一项新兴的外部监督机制,会对公司商誉减值起到什么影响?本文选取我国沪深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2007-2020年间的财务数据,从外部监督机制视角研究出发,结合董责险的三种假说,探究董责险对企业商誉减值之间的关系,并针对二者关系做进一步研究分析。研究发现:购买董责险的公司会倾向于少计提商誉减值,降低了商誉减值计提的及时性,即验证了董责险机会主义动机效应,经过多种稳健性检验后,以上结论仍然成立;通过中介效应检验研究发现,购买董责险会加剧管理层的显性自利行为从而影响商誉减值;异质性检验发现,在民营企业、法治环境较好以及内外部监督约束机制弱的企业中,购买董责险对商誉减值的负向作用更加明显;基于上述结论,本文从“政府”、“公司”、“投资者”三个层次提出相关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