扒窃犯罪行为相对于普通盗窃犯罪行为来说,因为不单单损害了被害人的财产安全,更威胁到了被害人的人身安全,因而其社会危害性更大,群众反映更为强烈。但是,由于大部分扒窃所得数目并不大,未达到《刑法》中盗窃罪所要求的“数额较大”的标准,因而在2011年以前的扒窃行为,只采用行政处罚的方式对其进行处罚,也正是由于对扒窃行为打击力度不够,导致了扒窃行为屡禁不止,甚至有愈加猖獗之势。2011年5月,《刑法修正案(八)》正式出台,将《刑法》第264条相关条文进行了修改。虽然《刑法修正案(八)》中,将扒窃行为明确写入了盗窃罪条文之中,但只列明了空白罪状,并没有对扒窃成立的条件、有无数额要求等进行明确的规定,这给司法适用带来了很多疑虑,也给学术界带来了广阔的研究空间。本文共有五章内容:第一章是引言部分,对“扒窃”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并介绍了本文的写作背景、研究方法,创新之处、欲达到的目的等。第二章是对扒窃型盗窃犯罪样本判决的分析与总结。笔者通过中国裁判文书网,在全国7省市中随机筛选了2013年至2018年间有关扒窃型盗窃犯罪的195个刑事判决,运用图表法、实践研究法、比较分析法等方法对该数据所包含了数额信息、量刑信息、盗窃对象信息等进行比较分析,总结出了这些样本判决所存在的问题及规律,为下文的论述提供了数据支撑。第三章是关于“扒窃”行为中“公共场所”的认定问题,通过对样本案例的分析与归纳,在司法适用中围绕本罪中“公共场所”所存在的问题,如标准不统一等,结合理论中对此问题的争论,进而通过对比分析提出自己的看法。第四章是对“扒窃”行为中“随身携带”的理解,首先总结样本案例在“随身携带”的理解上所显现出来的一些问题及理论界关于“随身携带”范围的激烈争论,结合司法实践提出可行方案。第五章是对扒窃型盗窃罪的“既遂与未遂的认定”,其中涉及到了结果犯与行为犯的讨论与,及“扒窃”入罪是否需要以达到特定的“数额”为前提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