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是指那些具有典范性、权威性并对人类产生过重大影响的著作。一部经典的确立与流传通常需要一定的时间,因为它必须经过人们不断的阐释,并通过这种阐释证明其自身的价值。阐释学正是这样一门关于理解与诠释的学说,它始于对宗教类文本的解读,后来扩展到对所有类型的文本,尤其是文学类文本的解读,现如今更是广泛应用于文学研究与翻译研究。17、18世纪以来,随着人类思想文化交流的日益扩展与深化,文学渐渐打破了语言、民族与文明的疆界,世界范围内的文学经典开始逐步形成。翻译作为这一现象的直接动力,逐步获得了理论上的重视,而不再被简单地视为一项纯粹的文字转换活动。以伽达默尔等为代表的现代阐释学彻底打通了阐释与翻译之间的关系,视翻译的本质为一种主体性的理解活动,为翻译研究开拓出一片新的领域。从现代阐释学的观点来看,人们对任何一部文学经典做出的解释都是翻译。因此可以说,文学经典是在多次翻译的基础上形成的,也必然要经历多次翻译。在世界性思想文化交流日益普遍与深刻的今天,这种多次的翻译越来越多地表现为跨文化移植语境下的“复译”。文学经典的复译是一种非常值得注意的翻译现象,而绝不单单对某些文学名著的重复翻译：它不仅是历时性的,也是共时性的；它不仅表现了文本意义的不确定性与历史性,也表现了各时代、各阶层译者的多元翻译立场与读者的多元期待视野；它不仅反映了译者本人对文本的不同诠释,也反映了语言、文体、意识形态与审美要求等宏观文化因素的变迁；它不仅揭示了健康的翻译活动的开放性、多样性与建设性,也揭示了不健康的翻译活动的无序性、盲目性与复杂性。这些都与人类的“理解—阐释”活动与跨文化交流活动息息相关,而阐释学及其“前见”、“视域融合”、“效果历史”(伽达默尔)、“与文本的对话(谈话)”、“主体性”、“主体间性”(伽达默尔与利科),“文本的开放性”(伽达默尔与艾柯)等概念或观点,以及与阐释学密切相关的很多说法或理论,如“翻译的四个步骤”(斯坦纳)、“期待视野”(姚斯)等,为文学经典的复译研究提供了一个不可多得的全方位、建设性的视角。因此,本论文选择从阐释学的视角出发解析文学经典的复译问题。论文的第一部分以两部汉译法国文学名著《茶花女》与《红与黑》为例探讨复译与文学经典的关系及复译的分类。由于文学自身的特质,文学作品的经典性尤其需要在诠释中建立,这种诠释同时具有历史性和主体性,它并不是一次完成,而是多次进行；同样,经典的跨文化移植需要复译。这种复译同样具有历史性和主体性,可以分为历时性和共时性的复译。第二部分分别从文本意义的不确定性、翻译的活动主体、复译与翻译的关系三方面论述文学经典复译的合理性。文本意义的不确定性包括原文本的开放性与译文本的历史性,前者为复译提供了空间,后者解释了复译的必要性。翻译的活动主体主要包括译者与读者,前者的主体性与后者的期待视野都具有历史性与多样性,它们催生了复译。从复译与翻译的关系看,复译不仅要弥补翻译的遗憾,也是翻译发展的必要途径。法国翻译批评家梅肖尼克在他的《翻译的诗学》中说：“一部翻译史就是一部复译的历史。”翻译经常历史地、具体地表现为复译。第三部分论述文学经典复译的影响,既包括对所译文学经典的影响,也包括对译入语文化视域的影响。文学经典在复译中不断传承与丰富,译入语译者、读者、翻译批评者以及整个文化的视域则在过去与现在,本国与异域的变动中实现持续的融合。复译同翻译一样,都有着悠久的历史,复译的理论问题也应受到与翻译的理论问题同样的重视。对复译现象,我们应该有一种公正、开明与开放的态度；认识到真正的复译是必要的、有益的,是我们重新认识经典、构建经典与实现“视域”拓展与深化重要途径,是时代的必然要求；鼓励健康的复译,抵制抢译、乱译、抄译等不良现象；除了阐释学外,复译问题还应以其它理论为视角进行研究。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复译研究毕竟属于翻译研究的范畴；现代阐释学则是一门哲学,并不能直接作为一种翻译理论。因此,复译研究终须依赖翻译理论的发展。同时,复译也从理论与实践两方面推动着翻译理论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