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工业化、城镇化的进程不断加快,GDP总量及人均收入逐年增加,社会经济取得长足发展,但在追求经济强度增加和用地规模扩张过程,很多地区是建立在自然资源过度开发及城镇工矿用地过度扩展基础之上,长此以往必然导致自然资源及耕地资源侵占,制约土地可持续利用及土地利用效益提升。古典经济创始人威廉·配第认为,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土地作为地球万物的载体,是人类劳动及社会活动的生产资料及物质基础。土地资源开发利用与社会经济发展的相互关联,集中表征为土地资源配置到各产业用地部门,并由用地部门输出的产品及服务多寡而衡量用地成效,产业发展与土地利用是相互制约、相互作用。十八大审时度势指出生态文明建设作为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化发展的总体布局之一,要求大力推进国土生态文明建设,核心理念要求一切社会经济活动要尊重自然禀赋、顺应自然规律、保护自然环境,始终坚持走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的健康持续道路,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同时也指出要着力构建现代产业结构新体系框架,其实这就是党中央依据国家市场环境需求新调整、产业结构新动态及和科技革命新趋势,对优化产业结构、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具有重要导向。如何协调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对土地需求的增长与土地资源稀缺性矛盾,以及提升土地利用效益语境下如何满足产业部门用地需求,已成为区域土地利用及产业结构优化的核心问题。纵观中国产业发展与用地政策导向及目标需求,产业结构调整与土地利用效益两者之间关系的历史、现状及未来到底如何走向,一直是从中央到地方政府,以及诸多学者研究的难点及焦点问题。特别是,在产业结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如何协调处理好土地利用社会、经济、生态效益三者的共生型推进,恰逢中国处于新型城镇化及新常态下倡导的土地生态文明建设要求,正是中国“十三五”即将解决的现实问题。本研究围绕产业结构优化与土地利用效益提升的双重目标为主体展开研究,紧扣“产业结构优化与土地利用效益提升关联应是什么?如何改进?”这一核心问题意识,按照“理论引入—实践运用—理论提升”的研究思路,尝试回答两者之间的“三个问题”:为什么?应什么?如何做?重点分析产业结构优化与土地利用效益提升理论关联、作用影响、共生构建、共生测度及对策建议,具体来说,论文主要开展以下研究:(1)产业结构变化对土地利用效益的影响分析。理论解释及系统分析产业结构演变阶段及不同产业结构变化阶段下对土地利用存在作用影响,回顾中国产业结构历史变迁过程,构建土地利用效益评价指标体系,运用测度模型测算中国土地利用效益,以及对评价结果进行全面揭示;构建产业结构变化用地效益响应模型,测定影响程度及其时序、空间情况,探究产业结构变化对土地利用效益作用影响的具体因子及作用态势。(2)土地利用效益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分析。从参与主体及作用过程分析土地利用效益对产业结构调整影响,借助比较优势分析方法,结合中国省级数据测度中国产业用地效益及其比较优势程度,探究产业用地效益比较优势影响因素,进一步阐述土地利用效益对产业结构调整作用的影响因素及影响过程。(3)产业结构优化与土地利用效益提升的共生关系模型构建。阐释两者互动发展目标取向,借助共生理论分析范式,重点分析产业结构优化与土地利用效益提升的共生动力、共生要素、共生形成条件及共生演化路径。(4)产业结构优化与土地利用效益提升的共生测度及其影响因素实证分析。借助中国近40年产业结构优化度及土地利用效益的时序数据,运算推导共生函数关系式,测定共生度及对应判识共生模式;理论分析产业结构优化与土地利用效益提升的共生影响因素及计量分析具体影响指标;从对称互惠共生的本质视角,提出产业结构优化与土地利用效益提升的本质要求及实践反思;按照共生理论分析思路,从共生单元、共生界面、共生模式、共生环境考量两者实践路径;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中国产业结构优化与土地利用效益提升的共生对策建议。通过以上理论与实证研究,得到以下主要结论:(1)中国土地利用效益从1978年以来呈现逐年递增趋势且一直持续,但从2010年以来增长持续疲软;从代表不同产业发展阶段的三个年份结果分析,社会经济发展较快且基础较好的东部沿海省份普遍较高,中西部省份及资源禀赋型省份明显较低,跟社会经济、城镇化及产业化发展水平耦合程度较高。产业结构变化对土地利用效益作用程度呈现出逐年递增态势,说明中国土地利用效益对产业结构变化响应强度不断增大,产业结构总体上是适应土地利用效益提升,能够促进土地利用效益潜力挖掘;从省际情况看,响应系数的空间差异性明显且变化呈现拉大趋势,也就是说高值仍较高、低值依旧较低,还有呈现明显“梯度差异”,东部地区最高、东北地区中等、中西部总体较弱。(2)产业结构变化对土地利用效益作用程度的影响因素受到不同产业结构阶段及不同影响因子而表现差异,生态建设因子是唯一贯穿于不同产业结构发展阶段的重要正向影响因素,要将土地生态环境建设作为产业结构影响土地利用效益提升的重要且持续因子考虑;区域投资因子在产业发展初期阶段处于正向促进作用,中期阶段则处于负向制约作用,而后期阶段没有作用表现;在产业结构变化发展到中高级阶段,土地资源节约集约因子作用影响所表现在产业结构变化对土地利用效益产出提升就更加明显。(3)中国农业用地比较优势较高区域集中分布于凭借农业资源禀赋优势区域,诸如黄河中下游平原区、长江中下游平原区及中部农业主导优势区域,诸多区域一直是中国粮食生产集中区域及输出主要省份,较低区域集中分布于城市群、大都市区等周边区域非农用地效益极高而拉低农业用地效益比较值,以及云贵高原、西北地区等农业水热气候条件较差区域,农业生产效益水平普遍较低。(4)财政收入、城乡居民收入及居民消费是土地利用效益对产业结构变化调整作用过程的决定影响因素,特别是增加地方财政收入、城乡居民收入,以及拉动城乡居民消费水平,也可以说集中表现在政府增收、居民增收及进一步刺激消费需求层面,不断增加产业用地效益对区域产业结构调整引导作用;地均第一产值、地均农业总产值、地均工业总产值三者也是影响产业用地效益对产业结构调整的主要因子,三者集中表征了地均工农业产值,也就是说要加大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的产值密度来提升土地利用效益对产业结构优化调整力度,延伸涵义在于加大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的用地节约集约及产出效率水平而倒逼产业结构体系演变及结构调整,也说明第一产业、第二产业是产业结构调整的关键产业类型。(5)产业结构优化与土地利用效益提升共生的内生动力是由于自然规律的内在制约及人本要求的内在驱动,外生动力主要来源于产业发展及土地利用效益市场运行机制规律的外在调节,以及政府宏观调控管理的外在导向。构建两者共生周期演化的“双螺旋”的逐级递进“耦合—趋稳—变异—耦合”过程,结合产业结构变化与土地利用效益的实践情况,能够较好阐述解释各种现象或对策措施。重点针对耦合过程及趋稳过程进行逻辑推导,分别模拟得到共生耦合过程的动态演化路径及“惠及系数”的演化路径,两种路径正好理论阐释了产业与土地共生关系的优化路径。(6)按照共生理论分析范式及共生度涵义,基于中国近40年产业结构优化度和土地利用效益程度的时序数据,推算得到共生函数关系式,测度历年共生度及其共生模式判识。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产业结构优化与土地利用效益提升经历了寄生和正向非对称互惠共生两个阶段,但δIL逐渐增大、δLI渐渐减小的趋势一直未变,两者差值随着年份逐渐收窄,直到2006年作为新的拐点,δIL大于零,产业结构优化与土地利用效益提升迈入正向非对称互惠共生阶段,且两者差距仍在进一步缩小,但两者的相互影响正逐步达到均衡状态,将向对称互惠共生阶段发展(δIL=δLI>0),通过模拟估算将在2021年实现对称互惠共生。不过,随后就又进入正向非对称互惠共生模式,表明了产业结构调整、土地利用效益提升协调的紧迫性,结合共生度预测及演变趋势而提出优化要求。(7)从理论分析视角,阐释资源供给、社会需求、土地市场、政府调控、土地集约、科技进步、生态建设、城乡协调对产业结构优化与土地利用效益提升,以及两者之间共生关系作用影响,进一步通过计量模型,得出基础设施建设密度、人均社会消费支出、固定资产投资占比、政府财政支出占比、生态环境建设指数、城乡人口结构是产业结构优化对土地利用效益提升共生度的核心影响因素,而就业人员数量规模、人均社会消费支出、固定资产投资占比、政府财政支出占比、人均占用建设用地、单位GDP地耗则是土地利用效益提升对产业结构优化共生度的核心影响因素。从搞好土地生态建设、加快经济优化转型、用地资源节约集约、优化政府投资模式四个方面,提出中国产业结构优化与土地利用效益提升的共生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