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私权的保护在大数据时代遇到了新的挑战。大数据具有数量巨大、多样化、潜在价值性、准确性等特征。大数据对隐私权侵犯表现为对隐私信息的过度收集、对收集的用户信息进行非法处理、出售,同时大数据带来侵犯隐私权方式的更新,大数据对隐私权的侵犯更加严重。我国现行刑法对隐私权的保护分为直接保护和间接保护。直接保护是指该罪所保护的法益是隐私权的某项内容。间接保护是指该罪并不是直接保护隐私权的某项内容。间接保护隐私权的罪名必须以基础犯罪的成立为前提,如果基础罪名不成立,其不能发挥保护隐私权的作用,所以称为间接保护。因为间接保护隐私权的犯罪是对隐私权的间接保护,所以其保护的法益不是隐私权。大数据时代,外国通过各种方法来实现对数据的保护,如美国通过判例,扩大了隐私的客体,将能推断公民行踪的数据纳入隐私权的范围。英国主要加强立法,实现对隐私权的保护。现行刑法在大数据时代隐私权保护的方面主要存在以下不足:立法的保护范围过于狭窄,没有及时将某些侵犯隐私权的行为犯罪化。对隐私权的直接保护不足。处罚方式单一,资格刑规定较少。立法模式多为情节犯和结果犯,隐私权保护的法益后置化。针对上述问题,本文主张结合时代的发展以及我国保护隐私权的切实需要,借鉴国外的立法经验,弥补我国刑法的不足,提出以下措施:重构刑法上隐私权的概念,明确隐私权的范围。加强立法,将其他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侵犯隐私权的行为纳入刑法的评价范围,增加对隐私权的直接保护。增设资格刑。增设抽象危险犯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