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新文学史和新文化运动中,周作人是一位具有重要和特殊地位的文学家、思想家。由于抗日战争时期投敌叛国,他成了人所不齿的民族罪人,而被文学史遗忘几近半个世纪。新时期以来,周作人研究的禁区逐渐被打破,他在新文学史上的地位和意义重又获得了公允得当的评价。 本文通过对周作人在“五四”前后文学思想变化过程的描述,对周作人文学思想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进行客观分析与评价。 作为上世纪初在东西方文化大撞击中诞生的第一代觉醒者,周作人接受了西方文化的熏陶。特别是基督教文化所蕴含的人道主义精神对周作人“人的文学”主张产生了极大影响。此外,蔼理斯性心理学研究的自然主义道德观又使周作人在“五四”落潮后形成了“自由与节制”的文学观。留日时期,周作人在“情”的方面对日本文化产生了很深的认同感,这也为他后来的附逆埋下了伏笔。在日本文化的熏陶下,周作人养成了崇尚自然的审美情趣。 “人学”理论体系是周作人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思想基础,也是贯穿于他整个散文创作的思想中心。留日时期,周作人就已开始关注“人性”全面发展的问题。五四前后,在此基础上形成一个完整的“人学”理论体系,其特色为理论基础上的自然人性论,宗旨上的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和方法论上的中庸主义。凭靠这一体系,周作人在“五四”反封建思想解放运动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但这一体系所要求的现代意识和周作人精神结构底层实际的保守倾向之间存在着难以克服的矛盾。当历史进程越过了思想启蒙的伦理主义时期而进入到实际政治革命阶段后,这一矛盾进一步激化,使其文化思想体系的理想色彩和生命力日渐消退,蜕变成一种后缩型自我保存的活命哲学。 随着周作人“人学”理论体系的不断调整,他的文学思想也经历了曲折的演变,大致可以划分为:酝酿期、启蒙期、转变期、凝固期这样四个阶段。 周作人的文学思想经历了由“人的文学”到“个性的文学”的演变。“人的文学”是周作人在“五四”时期启蒙文学思想的纲领,主要包括以下内容:人的文学的真正目的是要发扬“人性”,在文学上提倡人道主义思想,具有明显的“为人生”的功利因素。在“文学与人生”的关系上,超越了“为人生”与“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