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的内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从思想史的角度对于韩愈的道和道统进行梳理和阐释，另一个方面的内容是从宗教理论的角度来分析韩愈所提到的儒家之道和道统。在论述韩愈的道统论时，笔者先从整体上探讨“道”和“道统”的内涵，并在此探讨的基础上分析韩愈的具体思想和行为。通过对于韩愈所言及的“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道”的梳理，笔者认为，他们前后相继的思想脉络的实质其实是神圣的依据和尘世实践的互动。神圣的依据是天及天人合一的理念。尘世实践中所开发出的经验和原则上升、超越为神圣的天道。天道亦是人道，因为天道的神圣性，这些原则与经验会被更好地尊崇与践行。孔子的儒家之道是在历史的断裂期对三代传统进行了批判继承：天神内涵的主宰意味开始淡化，天神的义理内涵开始凸显。这一做法奠定了中国文化的主流色彩，就是强烈的人文理性。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任何一个时代的人都在追求一种极致的圆满与和谐，也就是一种符合道的生活。这样一种追求需要一个理论和价值体系。这一理论和价值体系的建立需要尊重传统的那些已然被神圣化的原则，又必须真实地关照当时的实际并进而对于传统作出新的阐释。这样一种新的理论和价值体系就是道在新的时空的表现，其有形有象，即是道统。所以说，韩愈所论及的道是儒家之道，是儒家所理解的宇宙中永恒的秩序与法则，寓于天人之中，圆满不亏。金岳霖先生说过“理有固然，势无必至”。①所谓理有固然，就是指道是社会中本然的秩序。势无必至则是说明社会的现实即实然，和本然之间总是有距离，那么在追求理势合一、实然和本然合一的过程中，先哲所由道感悟出的拥有现实可操作性的指导思路就是道统。概括之，道统谱系就是在具体时空里面追求理势合一的理论思路的延续体系。韩愈认为自己承继儒家道统的主要着眼点在于解决社会现实中的具体问题。他通过对于儒家之道的感悟来为自己对现实的干预提供形而上的依据。而这一思考过程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一是对于道统谱系上的圣贤的思想的梳理和把握，二是对于现实状况的充分的了解和分析。韩愈依据儒家之道针对中唐时期的社会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的论述和分析，并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思路。笔者以其反对藩镇割据为例做了论述。其次，笔者认为，换一个角度说，所谓儒家之道，就是在批判继承传统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华夏文明主体性，所谓道统，就是儒家的文化主体性地位的形成确立过程以及主体性在面对挑战的时候所呈现出的一种文化主体意识的自觉。现实社会中的混乱总能归结到文化主体性地位受到冲击。挑战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内在的儒家理论的创新和阐释出现了问题。二是外在的挑战，主要包括其他的文化形态的冲击、统治者的政策因素等等。在此角度下，笔者分析了三代宗教文化和孔子的思想学说，认为儒家的出现就是华夏文明主体性自觉的产物；并进而分析了孟子和韩愈的思想学说，重点结合韩愈所处的时代的特点阐述了韩愈的反佛等具体思想背后的深层次动机，就是要捍卫儒家之道的文化主体性地位。而为了捍卫儒家之道的文化主体性，就必须应对挑战，在儒家安顿心性的思维层面进行更有针对性地诠释。在第三章和第六章中，笔者选择了两种宗教学理论对儒家之道和道统进行了诠释和分析。第一个理论是涂尔干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中提出的观点，他认为，宗教中真正神圣的是社会本身。这个社会是从现实生活中所抽象提升出来的理想社会，“理想社会并不在现实社会之外，它是现实社会的一部分”。①宗教就是对于理想社会和理想社会中的社会道德的崇拜。在此理论下审视儒家之道和道统会有特别的收获。我们会发现，所谓道就是人们对于理想社会创建的一以贯之的理解，或者说是永恒理想社会的一个代称，而道统，就是在不同时期，人们对于理想社会及其所包含的社会价值与道德的表述。第二个理论是由斯特伦教授提出的，他认为，宗教是一种根本转变。这个过程的一端是人类境遇中的问题，另一端则是所谓的终极实体（或为神圣存在，或为宇宙法则），将此两端联结起来的是（解决问题的）手段或途径。而整个过程的意旨在于人们由此获得“根本转变”。而儒家之道很明显就是终极法则和本体，就是终极实体。从此角度看来，儒家和佛教的对抗的实质是两种不同的宗教观的对立。最后，笔者对于韩愈的儒家之道做了简单的总结，认为其是修身之道、济世之道与超越之道的合一。并对道统谱系延续过程中的对于传统资源的诠释问题做了小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