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关系是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基本关系,整个社会都会随着城乡关系的改变而改变。世界发达国家相应经验表明,城乡关系一般经历“城乡共生—城乡分离—城乡对立—城乡一体”四个阶段。城乡一体化是城乡关系发展的重要目标和必然趋势,而城乡二元结构是城乡关系发展过程中的必经阶段。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是“自然分化”和“人为分化”共同作用形成的城乡二元体制。破除城乡二元体制,从城乡割裂发展转向城乡统筹的一体化发展是城镇化加速时期的必然选择,也是中国经济社会转型发展的重要途径和目标。中国正处于实施城乡一体化的最佳时期。城乡一体化强调的是城乡之间经济社会生态等全方位的协调发展,其本质在于统筹城乡发展、消除城乡对立,赋予城乡居民平等的国民待遇和社会权利。根据二元理论、极化理论和核心-外围理论可形成三点基本认识：一是城乡一体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二是工业化、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是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基本途径；三是仅由市场驱动的工业化、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较为缓慢,政府可通过制度创新加速该进程。根据新制度主义理论、产权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可知,制度引导和约束着所有组织和个人的行为,是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此外,中国传统城镇化和工业化模式存在诸多弊端,转型发展新型城镇化和新型工业化势在必然。鉴此,形成制度创新和新型“三化”对城乡一体化发展合力驱动的三个理论假说：一是制度创新是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加速外推力,二是新型“三化”同步发展是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内生驱动力,三是制度创新与新型“三化”良性互动是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有效合力。城乡一体化在西方发达国家及新兴工业化国家已然实现。以美英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过程中同时重视并支持乡村发展,最终实现城乡一体化。以日韩为代表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在初步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时,政府便通过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来振兴农村和农业以便统筹城乡发展。与之相反的是,拉美国家片面强调工业化和城市化,长期忽视农村发展,最终陷入“拉美危机”,致使城乡一体化难以实现。国外城乡一体化实现路径充分表明,城市化、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协调互动是城乡一体化的重要驱动和实现机制,与此同时,制度创新响应“三化”协调发展之要求并加速其发展,两者良性互动形成城乡一体化实现之有效合力。就苏州而言,城乡发展一体化经历了政府强势发动和“三化”取向渐明的初始启动阶段,政府政策引导和“三化”快速发展的自发探索阶段以及政府战略主导和新型“三化”内生驱动的发展实现阶段。在第三阶段,苏州实施了城乡一体化综合配套改革,改革内容聚焦于明确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制度创新以及新型城镇化、新型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发展。主要措施有：实施城乡规划一体化制度、城乡一元化户籍管理制度、公共服务均等化供给制度；明确土地承包经营权、集体资产产权、宅基地和住房产权；实施“三合作”、“三集中”、“三置换”和“三形态”；推行强镇扩权、政社互动和社区管理体制改革；构建农业新型经营体系。苏州城乡一体化综合配套改革成效显著,但离城乡一体化的完全实现仍有差距。这是因为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还未完全实现,制度改革和创新因城乡二元体制的根深蒂固性和地方政府及其官员目标和行为偏差而不够及时和彻底。苏州制度创新和新型“三化”合力驱动之城乡一体化发展路径所取得的傲人成绩及其所展现的针对中国特殊国情的强大功效,使其不失为是目前城乡一体化发展之有效实现路径。具体而言,坚持制度创新和新型“三化”互促交融的原则,建立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良性互动机制,根据市场是资源配置决定力量转变政府职能。国外城乡一体化发展经验和苏州城乡一体化案例研究验证了理论分析所提出的制度创新和新型“三化”良性互动是实现城乡一体化根本路径之假说。鉴此,为国内其他地区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为了加快实现城乡一体化,需加速推进新型城镇化、加速推进新型工业化、加速推进农村农业现代化并依据市场为资源配置基本原则加速转变政府职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