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从文化视角出发，基于安德烈·勒弗维尔（Andre Lefevere）的文化翻译学理论，将《围城》英译本置于目的语文化背景中，分别从译文赞助者、目的语意识形态以及诗学三个层面，分析其对《围城》英译本翻译策略、翻译主题选择以及文本接受的影响。 20世纪80年代末期，翻译研究进入了“文化转向”的全新阶段，其领军人物安德烈·勒弗维尔（2004a：10）开创性提出，翻译研究应与权力、意识形态、赞助人结合，重点考察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翻译和制度、学说、政府、学术界支持，以及私人企业、资助等方面密不可分的联系。勒弗维尔（2004b： vii）认为，翻译受意识形态和诗学的支配，必定不能真实地反映原文的面貌，故此，翻译是重写文本的一种形式。 珍妮·凯莉和茅国权合译的英文版《围城》是迄今为止惟一的一部《围城》英译本。20世纪80年代初，经历了“墙内开花墙外香”的西方研究高潮之后，国内学者也开始关注《围城》一书的独特语言魅力，但较之《围城》语言特色和思想内容的研究，《围城》英译研究相对滞后。此间，虽然出现了对《围城》英译本的零星评价，但均未能上升到理论高度。1982年胡定邦博士从传统语言学层面评价《围城》英译本，指出译文的一些错误和失当（张泉，1991：74）；1995年，孙艺风博士（1995：31-36）在《中国翻译》上发表《（围城）英译本的一些问题》一文，主要是从语言学层面指出译文表达内容与原文的偏离。胡定邦和孙艺风的评价方法主要是基于以原文为中心、强调译文与原文之间的对等的传统翻译诗学。这种评价方法存在一定的局限。埃德温·根茨勒（2004：126）指出，文学翻译作品不可能完全满足语言表达准确和文学色彩相等两个层面的要求。在文学翻译中，语言表达错误总能找出，更好的翻译方式也总能提出；同时，原文的文学特色、文学力量或多或少地会在翻译过程中流失。 本文通过回顾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至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美国社会现象，解析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美国的政治、社会、文化的特点，以及受当时意识形态影响下的诗学所呈现出的特征，分析意识形态、诗学以及在这种历史条件下的赞助人对《围城》英译本翻译策略、译本选择以及文本接受的操控，以期能够解释译本所取翻译策略的合理性 本文共分为四章： 第一章为文献综述。介绍《围城》及其英译本，并回顾、分析学者对《围城》英译本的评价，归纳出传统翻译研究的局限性，提出本文的理论视角，重新解读《围城》英译本。 第二章借用勒菲弗尔对赞助人的翻译理论阐述和汉斯·弗米尔（Hans J.Vermeer）翻译目的论成果，分析《围城》英译本的赞助者群体及其对翻译策略的影响。 第三章概括意识形态的特点，结合勒菲弗尔对意识形态的理论描述，运用劳伦斯·韦努蒂（Lawrence Venuti）解构主义和伊塔马·埃文·佐哈尔（Itamar Even-zohar）多元系统理论成果分析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美国的意识形态以及其对《围城》英译本翻译策略、主题选择以及译本接受的影响。 第四章分析中西诗学的差异，结合勒菲弗尔对诗学的理论论述，参照目的语诗学背景，采用伊塔马·埃文·佐哈尔的多元系统理论分析诗学对翻译策略、主题选择的操控。 最后一部分为结论，通过对《围城》英译本分析，本文指出，文学翻译是介于两种语言、两种文化之间的活动，产生于不同的时间和空间，所产生的翻译意义是文本意义的异延和撒播，原文与译文不可能完全对等；同时，译者是时代的产物，其作品体现的不仅仅是译者主体，也更主要彰显了他所处的时代。因此，只有将译本置于一定社会历史背景下分析，才能对其获得较为全面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