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背景下,传统的国际税收规则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依托互联网和大数据而产生的新型商业模式,使得传统代理型常设机构规则的弊端被逐渐放大,佣金代理人等安排成为各个跨国公司逃避税的常用方法,加剧了各国的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OECD范本》中传统代理型常设机构规则在不同法系的国家中引发了诸多争议。2017年版《OECD范本》对规则做出修改,降低了代理型常设机构的认定门槛,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部分争议,但同时也给规则的适用造成了更大的不确定性。在2017年版《OECD范本》的语境下,“以的名义”应当做广义理解,代理人即使是以自己的名义签订合同,只要签订合同的行为对被代理人与第三人产生经济上的约束力即可。“主要作用”条款应当做出一定的限制解释,以规制“佣金代理人安排”,避免代理型常设机构规则的适用范围过大。当前,中国的数字经济产业正处在蓬勃发展的新时期,在国际贸易往来中扮演着重要的税收来源地国的角色。因此,在对外签订新的税收协定时,应当参考2017年版《OECD范本》的规则,扩大来源地税收管辖权。在代理型常设机构规则解释中,应当细化当前的《75号文》的规则,明确经济上的约束力在判定过程中的重要性。与此同时,应当制定新的规范性文件,参照2017年版《OECD范本》注释对采用新规则的税收协定进行规范和解释。文章主要围绕《OECD范本》对于代理型常设机构的认定规则展开,由绪论和四个部分组成。第一章论述代理型常设机构的理论基础及解释方法,为下文不同国家产生分歧的原因作理论铺垫。第二章主要介绍OECD有关代理型常设机构的传统规则,通过分析各个认定要素的具体内涵,讨论大陆法系国家和英美法系国家的分歧,并进行理论上的探索。第三章从数字经济对传统国际税制的影响展开,阐释数字经济对代理型常设机构规则的影响,并对2017年版《OECD范本》规则进行分析和讨论。第四章立足于中国国情,分析当前的经济、政治形势,为中国在代理型常设机构的规则设计和解释方面提供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