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这一时期在中西交往史上有着非常特殊的意义,虽然历史上中西之间文化交流一直连绵不绝,但真正第一次形成碰撞,还是发生在这一时期。本文所致力的,也正是基于这一时期中西史学交流所带来的相关影响与认识问题及其启示。反映关于这一时期中西文化交流的著作很多,涉及的方面也很广,不管是中国还是西方,都从各方面对中西文化交流的状况展开了各种研究,其中也有许多涉及史学文化交流影响的研究。这些研究,在向我们展示了中西史学文化交流发展的历史脉络的同时,亦引出我们的思考:这一时期中西史学文化交流呈现出何种特点?造成这些特点的深层次原因何在?这正是本研究所重点关注的问题。在中西初识时期,在中西交往间充当媒介的主要有贸易来往、西方使团和天主教传教士,其中又以耶稣会士为代表的天主教传教士的作用最为明显。随着欧洲力量的强大,欧洲的宗教势力也随之扩张到世界各地。传教士们在虔诚的宗教热情驱动下,不远万里来到遥远而神秘的东方,面对中国悠久的传统文化,传教士原先固有的世界观和价值观难免会受到冲击。如何调和东西方文化之间碰撞所产生的矛盾与冲突,以便其传教事业的开展,这是当时任何一个来到中国的传教士所必须面对的问题。特别是如何消弭中国悠久的历史和《圣经》所描绘的历史之间的矛盾,传教士们在他们的传教活动中进行了各种努力的尝试,试图将中国史学文化介绍到西方,并以此拉近东西方彼此的认识。这一工作,固然是出于更好的开展其传教事业的目的,但客观上促进了东西方史学文化的交流,他们所带去的关于中国的史学知识,成为此时欧洲了解中国最主要途径。由传教士所带来的中国史学知识传入欧洲后,对欧洲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当时一部分先进的欧洲人在对中国的认识中,敏锐的从中寻找到反对传统旧势力的思想资源,以此为武器向传统开火。他们热情的讴歌中国,认为这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国家代表着美好和文明,伏尔泰、魁奈和莱布尼茨是这方面著名的代表。但也有一部分人对中国持否定态度,在他们看来,中国固步自封,缺乏进步,是个落后而保守的国度。这两种相反的态度,反映出此时欧洲人对于中国的史学认识基本上出于一种选择性的认识,而总结这一时期中国史学文化对西方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这三个方面:丰富了欧洲的历史知识,动摇了基督神学的历史观;有力地推动了欧洲人摆脱神学思想的禁锢;给当时的欧洲思想家以启示,推动了欧洲的进步。总结这一时期中西方史学文化的交流,我们可以看到,双方虽有一定了解,但离真正的交融还差的很远,中国史学文化其实并未对西方史学产生实质性的影响。究其原因而言,遥远的距离当然是不容忽视的原因,如此长距离的隔绝所造成的隔膜,当然不可能在短时间内便可以消除。而追溯历史,双方之间交流的基础又十分薄弱,特别是在这一时期,双方的交流呈现出明显的单向性的特点,一旦发生波折,双方的交流便会遇到极大阻碍,后来的礼仪之争便证明了这一点。除此之外,双方交流的媒介也存在着不足,耶稣会士由于自身的局限,在传播中很难做到客观地反映中国文化的原貌,他们虽然为中西交流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显然无法独力担此大任。而作为接受者,欧洲的思想家们也存在着他们的不足:虽然对中国的历史有着浓厚的兴趣,但是由于他们的带有选择性目的的研究态度以及他们自身的理论缺陷,使他们无意也无法仔细了解并吸收中国的史学文化,而仅仅是将目光所及停留在对中国的某些历史认识的粗浅表面上,并没有真正理解中国的史学传统与史学特质。在这些原因之外,恐怕根本因素在于中西方史学之间可能存在的巨大鸿沟,中西方史学各自独立发展了很长时间,彼此都有各自独立的认识基础和传统,想要真正形成彼此的认同和交融,远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追古思今,回顾那段历史,我们可以认识到,首先,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是不可阻挡的。尽管困难重重,但是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从未停止,而且主动的一方获利更多;其次,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是复杂而漫长的过程。这一时期中西方史学文化交流的例子,恰好体现出不同文化间交流有着复杂而漫长的过程。从这一认识出发,我们要对不同文化间交流所可能面临的困难要有充分的估计。最后,文化的交流需要主动走出去。正是因为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不可阻挡却又复杂而漫长,这就要求我们在文化交流中一定要主动走出去,占据文化交流的主动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