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世纪20年代起,发达国家先后经历了五次并购浪潮。随着中国资本市场的成熟和完善,越来越多的国内企业也纷纷通过并购和重组的方式来提高企业的公司治理和绩效。逐渐地,并购成为了现代经济环境中的主要力量,也是学术界和实务界关注的热点。对于目标公司而言,并购意味着企业的重大改变,涉及大量资源控制权的转移,关乎许多员工的生计和命运,而许多并购失败的案例更是让目标公司提高了对并购交易的警惕。从目标公司的视角来看,导致并购失败的众多原因都与目标公司所掌握的与并购相关的信息、知识和经验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如目标公司无法获得关于收购方公司股票价值的真实信息,从而增加了高估收购方公司股票价值的风险,容易降低并购交易中的目标公司的价值；目标公司不了解并购交易,无法区分善意收购和恶意收购；因目标公司不熟悉并购交易而导致的较高的信息搜集成本、咨询成本和谈判成本；目标公司对并购交易存在的疑虑和抵触导致并购后企业整合困难重重等。因此任何有助于目标公司获得与并购相关的信息、知识和经验的渠道都具有经济的有效性。我国作为“关系型社会”的典型代表,社会网络在人们的生活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人们通过各种关系网络获取资源、信息和种种便利,让中国式关系成为了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在我国,关系不仅仅存在于人与人之间,也同样渗透于组织与组织之间。当前我国上市公司中存在着广泛的高管或董事联结关系,连锁董事不仅是公司间网络连结的纽带,更是董事会网络中传播信息、知识和经验的重要渠道。因此,从目标公司间董事联结关系的视角来研究连锁董事对目标公司并购成败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价值。本文的研究是基于我国“关系型社会”的特殊制度背景,并从信息理论、模仿理论和目标公司董事会抵触情绪三个视角展开的关于目标公司间的董事联结关系对普遍的企业并购行为(非局限于私募股权并购)以及并购绩效的影响,并通过logistic回归和线性回归对我国2004-2013年间发生控制权转移的A股上市公司样本进行实证检验,试图回答：较之与曾被并购的公司不存在董事联结关系的公司,与曾被并购的公司存在董事联结关系的公司被并购的可能性是否会更大?与曾被并购的公司存在董事联结关系的公司在被并购后的公司绩效是否更好?这是对当前该研究系列的空白作出的有益补充,也为我国制度背景下的并购行为带来了有益的实践启示,指导目标公司审慎地对待并购交易,运用通过董事联结关系传递的与并购相关的信息、知识和经验科学地选择收购公司和提高并购绩效,谨防恶意收购。本文的实证结果显示：(1)较之与曾被并购的公司不存在董事联结关系的公司,与曾被并购的公司存在董事联结关系的公司被并购的可能性会更大；较之与曾被并购的公司存在外部董事联结关系的公司,与曾被并购的公司存在内部董事联结关系的公司被并购的可能性更大；而目标公司发生并购前的公司绩效对董事联结与目标公司被并购间关系并无显著的调节效果；(2)与曾被并购的公司存在董事联结关系的公司在被并购后的公司业绩更好；且与曾被并购的公司存在的内部董事联结关系对目标公司被并购后的公司业绩有显著正向影响；而与曾被并购的公司存在的外部董事联结关系对目标公司被并购后的公司业绩并无显著影响。目前,连锁董事与企业并购行为间关系的研究主要关注于董事联结网络整体的影响和董事与管理层的私人联结关系的影响。虽然也有学者研究了收购方、目标公司间的董事联结关系的影响,但是鲜有文献从目标公司间的董事联结关系的视角去研究连锁董事对企业并购成败的影响。与现有研究相比,本文可能的创新体现在：(1)本文所考察的目标公司间的董事联结关系对普遍的企业并购行为(非局限于私募股权并购)的影响是对该研究系列的有益补充。(2)关于连锁董事与企业并购行为间关系的研究主要是从信息理论或模仿理论的视角展开的。本文是融合了信息理论、模仿理论和目标公司董事会抵制情绪三个视角而展开的相关研究,丰富了此研究系列的理论探索。(3)我国作为“关系型社会”的典型代表,社会网络在人们的生活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人们通过各种关系网络获取资源、信息和种种便利,让中国式关系成为了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本文正是在“关系型社会”的特殊制度背景下展开的研究,会为我国制度背景下的并购行为带来有益的实践启示,指导目标公司审慎地对待并购交易,科学地选择收购公司和提高并购绩效,谨防恶意收购。此外,本文的写作也存在着一些局限和不足。首先,本文仅考虑了目标公司的当前绩效对于董事联结与目标公司被并购间关系的调节效应,未来的研究可以深入探索目标公司间存在的同一行业和同一地区联结关系对目标公司并购成败的影响机制。其次,本文的研究是基于我国“关系型社会”的特殊制度背景而展开的研究和讨论并得出相关结论,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探索本文结论是否在其他的制度背景下依然具有普适性,从而提高本文的理论高度和结论的普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