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里罗在其2000年后的多部作品中展现了对物质能动性的关注,指出物质的能动性能够使在当代科技社会中陷入精神危机的人类回归世俗物质生活,寻回生命的本真。本文从新物质主义批评的角度出发,以《身体艺术家》(2001)、《大都会》(2003)、《天秤星座》(2010)、《K氏零度》(2016)这四部小说为例来全面分析德里罗对物质能动性问题的剖析。本文将德里罗小说中的物质能动性分为“存在”和“实在”两类,分别对应科技之物和自然之物。“存在”的能动性是指科技之物所建构的无形的话语体系和文化意识形态,对人类和人类社会构成的控制关系;“实在”的能动性指的是有形的自然之物中蕴藏的主体性力量。本文试图说明在科技之物影响下,人与机器、肉身与符码、遗传信息与虚拟信息之间的界线得以僭越,极端技术论者借助科技的跳板,力图超越物理空间与肉体世界。在以媒介信息为主导虚拟世界中,人类被无孔不入的科技图像、术语和符号所包围,陷入一种“超现实”的临界状态。这种虚拟空间对人类施加隐蔽的文化意识控制,操纵人们的生活方式,挤压人们对日常生活和具身体验的真实感知。面对身体解构、媒介操纵和真实感丧失的困局,人类只有找寻自然之物的能动性,才能克服精神危机,重建主体性。自然之物强调身体在认知活动中的决定性作用,指出身体是物质和精神的统一,号召人们超脱虚拟的光影世界,用具体的、可触摸的物件来感知生活、定位自己,并在与物质环境的真切交互中重拾维系生命的存在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