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衅滋事罪源于1979年刑法第160条规定的流氓罪。1997年刑法第293条规定的寻衅滋事罪有四种表现形式,相比较前三种,第四种起哄闹事型的案件数量相对较少。但是,起哄闹事型寻衅滋事罪在文字表述上抽象性较强,理解较困难,在实践中容易出现司法认定上的差错。本文就是基于刑法谦抑性原则和明确性原则,研究起哄闹事型寻衅滋事罪在司法认定上存在的诸多争议和问题,明确该罪的性质和特征,界定其适用范围,厘清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界限,增强司法实践的可操作性,保障公民权利。本文共分为五章。第一章为概述,首先介绍起哄闹事型寻衅滋事罪的渊源,评析废止论和保留论的观点,提出目前不应废除寻衅滋事罪。第二章阐述该罪的构成要件。本章对公共场所、公共场所秩序、起哄闹事等关键词的内涵展开分析,提出起哄闹事行为具有煽动性、公然性、扩展性的特征,明确流氓动机是寻衅滋事罪的主观要素。第三章研究该罪的适用问题,即对该罪在司法实践中常被适用于规制网络造谣传谣行为和非正常上访行为进行研究。本章结合两高司法解释,提出网络空间属于公共场所,但“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中的公共秩序应限制解释为现实社会的公共秩序;可结合比例原则来处理言论自由与公共秩序的冲突问题;对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非正常上访中的起哄闹事型寻衅滋事行为应当依法定罪量刑。第四章论述起哄闹事型寻衅滋事罪与相关聚众类犯罪、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扰乱国家机关工作秩序罪等易混淆罪名之间的界限,提出可用想象竞合犯的处罚原则来处理该罪与相关犯罪之间的关系。第五章分析该罪的司法现状,提出应当从立法和司法两个环节进行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