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的进步带来了生活方式的转变,信息网络与当今人们的工作生活息息相关,根据有关数据显示,我国的网民人数已经有8亿之多,超过总人口半数以上,真正步入了网络时代。然而事物都有两面性,网络不断发展的同时,必然导致一些不法行为的滋生。由于网络具有虚拟性,在信息网络中往往难辨真假,便有人利用网络这一特征故意编造、散布一些虚假信息,以此来引发社会恐慌甚至诱导不明真相群众聚众闹事,扰乱社会公共秩序。为了治理网络乱象,两高在2013年9月出台了《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其中第五条第二款将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行为以寻衅滋事罪的第四项进行处罚(以下简称网络起哄闹事型寻衅滋事罪),引发了不少学者的争议,集中表现在对该罪的犯罪边界和构成要件要素上。网络空间是否属于“公共场所”,《解释》将“公共场所秩序”扩大至“公共秩序”是否合理,认定“严重混乱”的标准是什么,“虚假信息”又应如何定义等问题亟待厘清。寻衅滋事罪本就因“口袋罪”性质一直饱受诟病,且网络起哄闹事型寻衅滋事罪还涉及公民言论自由,适用时更应保持审慎态度。本文以两高《解释》的规定为基础,结合实践中的相关案例分析,对网络起哄闹事型寻衅滋事罪的适用进行研究,以期为《解释》的适用提供合理建议。本文正文分为三部分,共计3.4万余字。第一部分是对网络起哄闹事型寻衅滋事罪的概述,其产生背景、特征等,结合收集的案例总结司法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与传统寻衅滋事罪相比,网络型寻衅滋事罪具有空间的特殊性、危害的广泛性、犯罪的隐蔽性的特征。对比分析刑事案件和行政案件,总结出《解释》的适用在构成要件要素和与相关犯罪的边界上存在问题,很大原因在于其出台是急于治理网络言论的表现,使得难以分辨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第二部分是对网络起哄闹事型寻衅滋事罪适用的理论基础介绍,因《解释》的规定语焉不详,在宏观上应遵循罪刑法定原则,对其规定进行再解释,将“公共秩序”限制解释为“公共场所秩序”,网络具有公共属性但不是公共场所。法律保护相对的自由,在网络背景下言论自由具有参与民主决策、监督等重要作用,因此要明晰刑法与言论自由的边界,避免一味惩治犯罪。第三部分提供了网络起哄闹事型寻衅滋事罪的具体适用建议,认定“严重混乱”的标准应是造成了现实社会秩序的严重混乱;虚假信息并非都具有危害性,认定时应注意区分事实与观点,结合虚假信息有无根据、与社会的关联程度等因素综合判断;散布虚假信息是起哄闹事的一种手段,但二者不能等同,起哄闹事需要具备人群和公共场所的条件;“恶意”不构成寻衅滋事罪的主观要件,“明知”应理解为“明确知道”,不包括“应当知道”。另外,分析网络起哄闹事型寻衅滋事罪与网络诽谤罪和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的区别,可以援引网络诽谤的认定标准但不能作为唯一标准,司法解释应注意与刑法有效衔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