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象”一词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文学理论术语,与唐宋新儒学对它的提倡是分不开的。中唐时期,唐宋新儒学先驱韩愈率先将“气象”一词引入了文学史的叙述。韩愈对“气象”一词的这一创新,是以他的“文气”论为基础的。韩愈的“文气”论,体现了浓厚的文学复古主义倾向,但同时也强调文学创作者的个人修养对于文学创作的重要性,他的这一理论,在宋代的文学“气象”论中得到了继承及发展。“气象”一词的古代占卜学渊源,是宋代笔记中宿命色彩浓厚的诗谶“气象”论盛行的潜在原因,但是宋代新儒学学者们并不以文学作品之“气象”对作者命运下判词,而是将改变言语“气象”作为一门重要的修身功课。朱熹更是将诗歌作者的品行与他对诗歌价值的评判相联系,推崇具有“近道气象”的诗歌。宋代新儒学学者重义理之学胜于训诂之学,以二程、朱熹为代表的宋代新儒学学者以“圣贤气象”为精神指南,不拘泥于前人旧说或时人成见,对《诗经》作出了与众不同但又合乎情理的独特解读,这些解读的背后包含着追寻远古圣贤教化之道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