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初的中国,由李石曾翻译的《互助论》曾轰动一时,影响了许多知识分子,包括李大钊、恽代英、毛泽东等。前人只是从伦理学或与中国传统文化等角度探讨了《互助论》对20世纪初中国社会的影响、原因及其意义,对于译者李石曾以及《互助论》译文本身没有给予关注和研究,因此从翻译研究的角度探讨李石曾译介《互助论》的整个过程具有研究意义和价值,这个过程包括：译者对原文的选择、翻译策略的选择及译本在中国的接受情况。传统翻译研究着重从翻译标准的角度研究文本,“忠实”和“对等”成了评价译文优劣的唯一标准。然而,“等效”或“等值”的追求始终是一种规定性研究,无法解释译者的翻译动机和目的等问题。自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描述性翻译研究兴起后,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和视角,使翻译研究不再局限于文本和纯语言层面,而将社会历史、政治文化等“历史情境”因素纳入到翻译研究的范畴之中。而“历史情境”恰好是赛义德“理论旅行”所强调的内容：观念或理论从甲地到乙地、从此时到彼时的旅行过程中,由于“历史情境”不同,观念或理论在新语境中会发生变化。赛义德的“理论旅行”给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和理论依据,因为翻译本身就是一种另类的旅行方式,是一种从原文到译文、从原作者到译者的旅行。“理论旅行”中的四个阶段对应于翻译的文本旅行的四个阶段为：译者对原文本的选择,译本生成时译者在各种语境压力下对翻译策略的选择、译本在译入语环境中的接受和抵制情况、以及译本在新语境中的改造运用的情况。本文以李石曾翻译俄国克鲁泡特金Mutual Aid:A Factor of Evolution《互助论》的两个汉译本为研究对象,以赛义德的“理论旅行”为理论支撑,以描述性翻译研究为主要研究方法,从具体的社会历史、政治文化等“历史情境”因素分析译者李石曾两次译介《互助论》的原因、翻译策略的选择、译本在译入语环境中的接受、抵制以及创造性运用的整个过程,最后,本文还探讨了《互助论》从原文到两个译文的变化及原因。研究发现：李石曾于1908年首译《互助论》的原因是欲借《互助论》宣传革命思想,反抗外国的侵略和清政府的封建统治。1919年重译《互助论》主要是译者对一战反思的结果,此外,“互助”可以提高中国人的文化水平,实现“大同”社会。至于翻译策略的选择,由于受到当时社会政治文化等影响,考虑到目标读者的阅读习惯等因素,以及两次译介《互助论》的不同目的,李石曾采取了相应的翻译策略,如：增加序言、注释、按语、删除冗长信息、改变句子顺序、语气、改变文章排版及语言风格等。因此,在这多种翻译策略的选择后,译本所传达的意思必然会与原文本所表达的意忠发生变化：第一个译本重在表达革命思想,第二个译本重在宣传“互助”以实现“大同”的思想。而这些变化正是赛义德所强调的由于“历史情境”的不同,观念或理论在旅行过程中必然会发生的那些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