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于近代转型时期的晚清中国,国力疲敝,士风沉沦,儒家传统重义轻利的义利观成为阻碍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障碍。生活于内陆地区的关学学人刘光蕡面对民生凋敝、学术不彰的危局,继承儒家传统义利观中的“重义”思想和关学经世致用的实学底色,吸收近代西方功利主义思想,在“元”为本源的本体论、人性“至善”的人性论和“明德”“诚意”的工夫论的基础上建构起其“义利和合”的近代义利观,完成了关学在经济伦理思想上的近代转换。刘光蕡在对“义”的理解上认为义为大道、公利即义,义即理财、义在利中;在对“利”的理解上主张以利争义、利为根本,重视私利、以义矩利;基于此提出了其义利并举、义利和合的义利观。在这种义利观的指导下,刘光蕡对理欲问题、本末问题、王霸问题、仁义与食货问题作出了新阐释,即理欲统一、本末一体、王霸同道、仁义与食货皆求,其义利观建立在“重利”的基础之上的义利和合,明显不同于儒家传统义利观,显示了关学在义利观方面的近代转型。刘光蕡“义利和合”的义利观是在欧风美雨吹拂下而挽救民族危亡这一时代主题下产生的,具有救亡图存的时代性、兼容并包的开放性的特点,同时在关学影响下,彰显着独特的注重践履的务实性,对近代陕西地区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不仅促进了近代西方科技在陕西地区的传播,更促进了近代陕西工商业的发展,让我们得以窥见中国近代义利观转型的独特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