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对外担保,是公司担保行为中的一种,对于公司商品流通、经济发展繁荣有着重要的积极作用和意义。200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第十六条,改变以往禁止公司担保的状况,而是带有约束性的开放支持态度,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公司享有对外进行担保的部分自治性权利。2018年修订的《公司法》第十六条仍沿用此前的规定,但由于“法律后果”要素的规定不明确,使得此条规定在理论界和司法实践中都存在很大的争论。文章引用最高人民法院于2011年公布的一件相关指导案例为研究对象,分析法定代表人越权对外担保的相关问题。关于《公司法》第十六条规定性质的认定,其直接影响到司法实践中具体案件的审理,而在学者之间、审判者之间,对此都有着不同的理解和应用,以致在实践审判中对于涉及公司法定代表人对外越权担保的案件始终无法形成一个一致的判决标准,造成实务中出现审判乱象。通过属性分析,《公司法》第十六条应为管理性程序规范,但因其特殊性,同时还具备了可以通过制约对外担保合同相对人的方式从而影响到担保行为的效力。在法定代表人越权进行对担保的情况下,对于相对人应否负有审查义务以及审查的标准仍存有不同的看法,导致法院对于相关案件的判决无法统一,甚至有的出现结论矛盾的裁判结果。相对人具备审查义务,这有利于《公司法》第十六条对于对外担保中各方主体利益保护的平衡。在对外担保中,因为债权的实现,相对人处于无负担的有利地位,而公司则无法在担保中取得直接的利益,甚至可能因此受损,所以应当赋予相对人一定义务来平衡双方利益。在审查内容方面,存在“形式审”和“实质审”两种争议观点,相对于“实质审”过于严厉,目前主流观点认可采用“形式审”,但对于相对人的形式审查义务的标准应当如何界定,一直存在不同的观点,尤其是在公司章程的审查上。因此,要使得法律对各方主体利益保护更显得公正,合理的确定相对人的形式审查义务迫在眉睫。由于《公司法》第十六条中欠缺“法律后果”的规定,法定代表人越权对外担保下合同的效果归属和法律责任也不能形成一个统一的标准,这给司法实践审判造成极大的困扰,分歧也成为常态。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第五百零四条的规定进行分析,参照“表见代理”制度下无权代表有效的规则,引入“善意”要素,当相对人完成了上述的审查义务,符合善意,成立表见代表,越权行为有效,由公司承担法律后果,反之则不构成善意,不成立表见代表,但在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也不能直接认定其为无效,结合公司自治的原理,此种情况下赋予公司追认权,即保证合同效力待定,公司有权决定担保合同的效力。在对外合同效果归属确定的情况下,公司和越权法定代表人又应当如何划分责任的呢?在此问题上,文章细分了多种情况进行具体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