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文化转向开始,译者已经成功地逐渐摆脱了其在翻译研究领域不受关注、默默无闻的状态,获得了他应有的位置。译者不再位居二线一味地迎合遵从原文作者或是原文。译者主体性的问题赫然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至此大力推崇宣扬译者主体性的研究论文和报告层出不穷,许多文章不遗余力地宣传译者被赋予的权利的合情性。然而,译者主体性问题在翻译研究中的受宠似乎与其说是一种福音不如说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灾难。因为首先随着译者主体性意识的不断增强和升温,对这一问题本该持有的谨慎客观的态度正在被狂热所吞噬。其次,不少研究译者主体性的文章似乎只是为了研究而研究。更为糟糕的是,对译者主体性的过分夸大和宣传造势甚至造成了译者主体性与译者中心论的界线模糊。一旦后者占了上风,那么造成的后果将是难以想象的。所以我们必须学会用更理性更有理有据的方式来对待译者主体性问题。那么到底应该如何做呢?借助哲学阐释学的研究将会帮助我们实现目标。哲学阐释学是一门研究文本意义理解解读的学问,其中的三个关键性概念即前见、理解的历史性和视域融合都与理解的主体即解释者或者说译者有密切的关联。不少知名的哲学家曾在研究中对翻译问题给出了许多见解和讨论,旨在运用翻译现象这一典型例子来帮助人们更好的理解阐释学的精髓。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大力从阐释学的角度来研究分析翻译问题。本文用较大的篇幅从哲学阐释学的角度对译者主体性做一个分析,从而以更能说服人心更客观的方式来说明译者主体性的合理存在。此外,笔者对小说《边城》两个英译本进行了研究,试图在阐释学这一大背景下对由译者主体性引起的译文的差异进行更透彻的分析。更重要的是,笔者呼吁人们在这一过程中要避免对哲学阐释学的不当使用或者滥用,否则可能使译者主体性再次沦为译者中心论。在本文的最后,笔者提出,人们必须对源语文化及目的语文化持负责任的态度,才能实现真正的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