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三角地区犹如动力强大的引擎,在改革开放的新征程中一直发挥着引领中国发展的作用。长三角地区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协调发展不仅关系着本地区经济的稳定发展,甚至影响着中国产业结构调整与就业结构优化的大方向。多年来,长三角地区的产业结构一直处于优化升级阶段,然而就业结构的发展步伐却滞后于产业结构。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之间存在偏差会导致资源的扭曲配置,浪费大量的劳动力资源,而就业结构的不合理,反过来影响产业结构的调整。2013年上海市成立了第一个自由贸易实验区,作为一个新的平台,上海自贸区为长三角地区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协调发展带来了新的发展良机。在上述背景下,研究长三角地区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演进轨迹、协调程度、二者偏差的影响因素及发展趋势,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紧迫性。本文以长三角地区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为研究对象,以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演进过程、协调程度、偏差的影响因素和发展趋势为研究主题,综合运用文献研究法,统计图、统计表、均值、方差等描述统计法,BP神经网络、相关系数、就业弹性、比较劳动生产率、结构偏离度及偏最小二乘通径方程,借助Excel、Eviews、Matlab、 SmartPLS等分析工具进行实证分析。论文按照从长三角地区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演进规律和协调程度到失衡的影响因素再到发展趋势这一逻辑思路展开,共分为七章。论文的前两章是理论基础阶段。主要任务是从理论方面构建研究基础。第一和第二章基于国内外相关文献资料,从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之间的关系和方法两方面进行系统的分析和梳理,在此基础上界定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内涵及特点,构建本文的研究框架。第三章是长三角地区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演变历程与比较分析。本章揭示了发达国家和地区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演进的历史经验,归纳了其对长三角地区的发展所带来的启示,在此基础上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长三角地区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演进历程。研究表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产业结构都遵循配第一克拉克定理,而就业结构的演进则分为两类：一类是就业结构从“一二三”先变为“二三一”,再变为“三二一”；另一类是从“一二三”直接变成“三二一”,并且长三角地区产业结构由“二一三”升级为“二三一”,就业结构则从“一二三”调整为“二三一”。第四章是长三角地区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协调性分析。本章首先讨论了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相互作用机理,然后运用相关系数、就业弹性、比较劳动生产率、结构偏离度等指标分析了1978-2011年长三角地区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协调程度。最后基于灰色关联理论构建了就业滞后模型。结果显示,第一产业存在很大的劳动力转出压力,大量剩余劳动力不断向第二、第三产业转移,第三产业对剩余劳动力的吸纳作用显著强于第一、第二产业,并且第三产业吸纳劳动力的空间较为广阔。另外,长三角地区就业结构的调整相对于产业结构存在一定滞后性,其滞后时间为3年。第五章是长三角地区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失衡因素分析。通过构建长三角地区偏最小二乘通径分析模型得到各影响因素与三次产业结构偏离度之间的回归方程,得到以下基本结论：第一,影响因素互有异同。同为正向的影响因素有：工业化发展战略、技术进步、外商直接投资和需求结构,同为负向的影响因素有：市场化程度、城镇化水平和劳动力素质。第二,各因素的重要性各有高低。工业化发展战略和市场化程度的重要性都绝对领先于其他因素,说明制定合理的工业化发展战略以及加大市场化程度是长三角地区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协调发展的根本途径。长三角地区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失衡的影响因素中可归入重要性第二层次的有技术进步、外商直接投资和城镇化水平。需求结构和劳动力素质分别排在重要性较低的第三、四层次。第六章是长三角地区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趋势预测。本章采用1990-2011年的相关数据构建了长三角地区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BP人工神经网络模型,从而预测了人均GDP在70000-200000元时长三角地区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演进过程,结果表明：第一,随着人均GDP水平的增加,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分布格局均由“二三一”发展为“三二一”。第二,产业结构分布格局变为“三二一”的时间早于就业结构。第三,当长三角地区人均GDP增加到与美国及日本相同水平时,长三角地区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滞后程度远大于美国和日本。第七章是归纳总结阶段。归纳总结长三角地区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演进历程、协调关系、失衡的影响因素和发展趋势的研究结论,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指明进一步的研究方向。本文的创新点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引入经济圈分析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协调发展问题。以往关于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研究成果,多是以省市为研究对象,忽略了从经济圈角度分析和比较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发展的状况和趋势。2013年上海自贸区的设立为长三角地区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协调发展带来了新的发展良机。作为我国经济发展和改革的前沿阵地,长三角地区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之间的协调发展不仅关系着我国经济的总体走向,并且还是衡量我国能否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判断标准之一。因此,通过分析和比较长三角地区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不同特点和规律,为相关部门的政策制定提供有针对性地参考。第二,引入智能预测方法分析长三角地区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发展趋势。已有文献较少涉猎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未来的发展,仅有的研究成果主要以全国作为研究对象,对于长三角地区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趋势研究仍处于空白。本文在BP神经网络模型的基础上,根据1990-2011年长三角地区的相关统计数据,预测和仿真了不同人均GDP水平下长三角地区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发展趋势。研究表明,随着人均GDP的增长,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产值比重和就业比重均逐渐下降,而第三产业产值比重和就业比重则不断上升；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分布格局均由由“二三一”发展为“三二一”,并且产业结构分布格局变为“三二一”的时间早于就业结构。第三,运用偏最小二乘通径分析模型研究长三角地区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失衡的影响因素。以往文献缺乏对长三角地区失衡因素的剖析和比较,本文系统地分析了工业化发展、外商直接投资等因素对长三角地区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协调程度的影响方向和影响程度,研究表明工业化发展、技术进步、外商直接投资和需求结构是导致长三角地区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出现失衡的原因,而市场化程度、城镇化水平和劳动力素质则是减少失衡的因素。其中,工业化发展和市场化程度的重要性绝对领先于其他因素,影响因素中可归入重要性第二层次的技术进步、外商直接投资和城镇化水平。需求结构和劳动力素质分别排在重要性较低的第三、四层次。不足之处在于：一是,长三角地区内部经济发展程度差异较大,缺乏对各省市状况更详细的考察。本文对长三角地区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协调发展进行了深入研究,然而长三角地区内部的经济发展程度却不尽相同,上海市、江苏省及浙江省之间在经济发展上的差距会影响研究结论的准确性和可靠性。二是,可得数据的不健全严重限制了长三角地区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失衡影响因素的研究。本文在研究长三角地区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协调性影响因素时运用了偏最小二乘通径分析模型,但由于所涉及的研究数据在时间上具有较大的跨度,长三角地区的统计数据无法提供改革开放初期所有年份的相关数据,因此只能研究1994-2011年长三角地区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失衡问题。另外,在设定偏最小二乘通径分析模型时,由于上海市、江苏省和浙江省的统计指标缺乏统一性,并且还有大量指标缺失,导致多个显变量无法直接确定相应的指标,只能选择采用其他相关变量来间接反映,据此所进行的实证研究和结果分析与改革开放以来长三角地区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实际情况必然存在一定的偏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