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运动开始后,紧接着诗歌领域也出现了用白话写诗的燎原之势。以胡适为首的草创期诗人们志在打破旧诗的束缚,同时也对新诗的形式进行了研究探讨。他们主张“自然的音节”,但他们在追求“自然的音节”过程中却走向了忽视形式的迷途,导致新诗在初期渐渐流于粗糙杂乱。鉴于此,闻一多等新月派诗人提出了新诗要注重形式,要讲究“诗的格律”,新诗一时变得井然有序,然而这种有序的另一面是对诗情的束缚。戴望舒自觉于此,表示“诗的韵律在于诗情的抑扬顿挫上”,就是说形式要根据内容而定,这样就打破了新月派的外在表面的格律。至此新诗的形式把握了它的本质。中国新诗的运动从一开始就与西方的影响息息相关,从最早一批人的译介,打开了国人的视界,欧美的诗歌变革对中国的新诗具有很好的指导性,从美国的惠特曼,到英国的新古典诗歌,到法国的象征派诗歌,这些都给予了新诗诗人无限的灵感和变革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