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纳德·戴维森和迈克尔·达米特关于意义与真理理论的论争,在当代逻辑哲学和语言哲学的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与影响。对于这场论争的研究,不仅有利于进一步厘清意义与真理的关系,而且有利于进一步促进意义理论和真理理论的研究。本文拟系统深入地研究戴维森和达米特在意义理论与真理理论方面的持续争论,并探究两者的追随者所提出的辩护和反驳。在此基础上,运用吉尔伯特·赖尔关于“Knowing How”与“Knowing That”之区分和逻辑行动主义方法论关于“语意”与“思意”之区分的思想,探究解决两者争论的路径和方法。在关于意义理论的论争方面,文章做了多层面的梳理与分析,特别是对双方所依赖的理论原则及其沿革进行了比较研究。戴维森创造性地基于塔尔斯基的真理理论而构建了成真条件意义理论,并为了使其成真条件意义理论能够在经验上得到验证而提出了彻底解释理论;而达米特为了批评戴维森的成真条件意义理论,提出了构建一个合理意义理论所必须遵守的四个原则,即全面性原则、显示性原则、分子论原则及反二值性原则,并基于这四个原则对戴维森的成真条件意义理论进行了质疑和批评。达米特的批评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1)成真条件意义理论与知识论和说话者实际使用语言的能力无关,它不是关于语言的理解理论;(2)成真条件意义理论是把“真理”视为已知的,而没有进一步阐明“真理”概念所意谓的是什么;(3)成真条件意义理论所持的是一种整体论语言观,它违背了一个合理的意义理论必须坚持的分子论原则;(4)成真条件意义理论一个基本的假定是,任何一个语句必须为真或为假,而这个二值性原则使得真理超越于人的认识能力,通过它把握语句的意义必无法显示人们使用语句的能力。面对达米特的批评,戴维森对其意义理论进行了发展,试图通过提出三角测量模式理论及先在理论和转换理论的区分,为成真条件意义理论进行辩护。两者的追随者也就此进行了多维度讨论:达米特的追随者主要通过借用断定性条件、否定知道语句的意义在于知道语句的成真条件等方面,对戴维森的成真条件意义理论进行了批评;而戴维森的追随者主要对达米特的反实在论意义理论进行了批驳。在关于真理理论的论争方面,文章系统分析了论争的历史进程及其在互动中的发展。戴维森的早期实在论真理理论,实质上仍然是一种传统的真理符合论,因而受到了反实在论者达米特的有力质疑和批评。戴维森为了回应达米特的批评,后期通过提出“取消指称概念”和“融贯导致符合”的观点为其实在论的真理理论进行了新的辩护,并通过探究真理概念的客观性来源来回应达米特通过分析真理概念的起源对其理论的质疑,指出解释者、说话者与世界的“三角互动”是客观真理概念的最终来源,这实质上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新型符合论。两者的追随者主要参与了对论争对方观点的批驳:达米特追随者主要表明,戴维森的真理概念是以世界为导向,而不是以说话者为导向的一个概念,这种概念并不能真正阐明人们使用语言的实践;而戴维森追随者主要表明,从真理是客观的并不能像达米特所认为的那样可以推出真理是与人无关的。针对以上讨论所呈现的问题的症结,本文探究了戴维森和达米特关于意义与真理理论之争的两条解决路径:一条解决路径是,运用赖尔关于“Knowing How”和“Knowing That”区分对论争进行评析。文章试图表明,戴维森的成真条件意义理论实质是关于语言意义理解的“Knowing How”理论,它所阐明的是,解释者正确解释说话者的话语意义并没有预先假定解释者拥有关于语言意义的“Knowing That”,解释者是在具体的交流行动中知道如何使用真理概念在交流过程中正确解释说话者的话语意义,为此,解释者形成自己合理的转换理论;而说话者也知道如何使用真理概念使自己的话语被解释者所恰当的解释,说话者形成自己恰当的转换理论,据此,当解释者和说话者两者的转换理论达到一致时,就意味着解释者正确解释了说话者的话语意义。因此,在戴维森的成真条件意义理论中,语言的意义是在解释者和说话者的交流行动中形成的,它表达的是一种行动能力,这种能力并没有预设说话者拥有关于语言意义的“Knowing That”。而达米特的反实在论意义理论实质是一种关于语言意义理解的“Knowing That”理论,它所表明的是,人们是预先拥有关于语言意义的“Knowing That”,然后在其指导下进行语言的理解或交流的,它所强调的是对语言意义的一种认知。另一条解决路径是,运用逻辑行动主义方法论思想来评析论争。文章着重阐明的是,戴维森的成真条件意义理论之所以遭到以达米特为代表的反实在论者的有力质疑和批评,主要是基于以下几点:一是,戴维森的理论的一个重要缺陷主要是把语言的意义和思想的意义没有进行彻底的区分,混淆了报道与所报道之物的特征,而正如逻辑行动主义方法论所着力阐明的那样,语言的意义与思想的意义之间是表达与被表达的关系,二者不能相混淆;二是,戴维森混淆了真语句和真命题,他把某个语句为真等同于某个语句所表达的命题为真,而没有对两者进行区分。真语句与真命题之间也是一种表达与被表达的关系,两者之间是两个不同的层次,而戴维森同样混淆了报道与所报道之物的特征。文章进一步表明,戴维森的成真条件意义理论虽然具有上述的不足,但是经过其后期改造的成真条件意义理论的合理性在于,它表明了意义的公共性、确定性、客观性最终必须诉诸于解释者和说话者与世界之间的“三角互动”,即诉诸于解释者和说话者具体的主体间交流行动。它实质表明的是,意义的公共性、确定性、客观性必须诉诸于主体的客观行动。而达米特的反实在论意义理论的主要缺陷在于:其没有认识到主体的客观行动对于思想和语言的根本性作用,从而没有认识到通过客观行动可以保证语言意义的公共性、确定性、客观性,从而难以避免陷入相对主义怪圈之中;同时,达米特的反实在论意义理论并没有对语义事实和语用事实进行区分,它实质所强调的是一种语用事实,强调个体对于语用事实的一种认知性,没有认识到客观行动对于这种事实的根本性作用。文章进一步指出,达米特的反实在论意义理论虽然具有本身的不足,但其合理性在于,力图从语言使用者的言语行动和意识行动视角探究意义理论。在分析上述解决路径的基础上,本文最后指出,戴维森后期实在论思想已接近于情境实在论,情境实在论应该是发展戴维森实在论思想的一个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