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全球竞技体育竞争变得异常激烈,竞技体育治理越发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美国、德国和中国是公认的世界竞技体育大国、强国,分属于美洲、欧洲和亚洲,是各大洲竞技体育治理的典型代表,对三国竞技体育治理比较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主要从治理历程、治理理念、治理结构、治理过程和治理效果等方面,对美、德、中三国的竞技体育治理特征进行比较,通过全面比较可以清楚地看到我国竞技体育治理的优势和不足,同时总结美、德两国治理经验,为我国推进竞技体育治理现代化和竞技体育高质量发展提供有益借鉴。基于此,本研究采用文献资料法、历史研究法、比较研究法、案例分析法等研究方法,以治理理论为指导,从国际政治学、管理学、历史学等多学科理论视角,将美、德、中三国竞技体育治理作为研究对象,分别对三国国家队层面、职业体育层面和青少年后备体育人才层面的治理进行比较研究。主要结论如下:1.在竞技体育治理历史演进上。三国的共同特征是:都经历了从单一主体向多元主体发展、从单一治理目标向综合目标发展、从单一治理手段向多种手段并用发展和把国家利益放在重要位置。主要差异是:竞技体育治理结构演进方向、同一时期治理选择和政府参与治理方式存在差异。2.在竞技体育治理逻辑基础上。美国奉行自由主义和业余主义,德国推崇自由、民主价值观,中国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导。美国奉行自由市场经济,德国推行社会市场经济模式,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美国崇尚自由、个人主义和基层自治,德国有着悠久的社会自治传统和发达的体育组织,我国社会治理传统是国家主导。由于逻辑基础不同导致三国竞技体育治理各有所异。3.在竞技体育治理结构上。（1）国家队层面:美国属于社会主导型治理结构,德国也采用社会主导型,两国治理主体职权有明确法律安排,治理主体间平等,权力运行双向互动,但美国政府的作用小于德国,我国属于政府主导型结构,制度优势明显,具有突出优越性,权力自上而下运行,但法律对治理主体权限划分模糊,治理主体间存在从属关系。（2）职业体育层面:美国属于独立实体型治理结构,联盟独立性高,优先保障投资人利益,治理主体平等,德国属于协会模式下自管型,联盟相对独立,注重保障多元主体利益,治理主体地位平等,但两国政府监管不足,我国采用协会管办型结构,联赛缺乏独立性,协会利益优先,治理主体不平等。（3）青少年后备体育人才层面:美、德属于社会主导型治理结构,中国属于政府主导型;美、德治理主体多元,中国依靠政府治理,组织动员能力强;美、德治理主体间是“弱政府-强社会”关系,关系较为松散,中国是“强政府-弱社会”关系;德国基层体育组织密度最高、美国次之、中国最低。4.在竞技体育治理过程上。（1）国家队层面:美国治理主体间协作紧密,德国治理主体也注重合作,但政府统筹力不高使改革缓慢,中国在政府主导下集中力量重点突破,组织领导能力强,优势明显,但治理主体协同不足;美国依赖法律治理,德国惯用法律和经济手段,中国依赖行政手段;三国都持续增加经费投入,重点项目优先,重视经费考核,但美、德分配方案更为详细;美、德国家级体育组织自治程度高于中国,但政府治理“缺位”。（2）职业体育层面:美国职业体育法律和联盟内部制度健全、收益高、利益分配合理,联盟决策高度独立,权力运行受到约束,德国职业体育法律、制度也较为健全,但内部制度相对保守,利益分配合理,有着监事会为核心的权力监督机制,我国职业体育法律和内部制度尚不健全、投入单一、利益分配不合理、决策受外部干预、权力监督机制不完善。（3）青少年后备体育人才层面:我国在协作、决策、自治机制、竞赛活动和体教融合等方面与美、德有一定差距;美国以法律手段治理,德国治理手段多样,中国依靠行政手段推动。但美、德强调自治导致外部监管宽松、组织治理失灵。最后,基于以上综合比较得出的结论,针对我国竞技体育治理的现实困囿,借鉴美、德两国治理经验,提出了我国竞技体育治理改革的实践导向和根本遵循,构建了国家队层面、职业体育层面和青少年后备体育人才层面的治理结构并制定了具体实现路径,同时提出了国家队层面、职业体育层面和青少年后备体育人才层面的治理过程优化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