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现代市场不再仅限于实体化的交易模式,经济发展促使交易客体多元化发展。债权作为财产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在经济活动中的交易愈加频繁,体现出更强的流动性,这使得债权从静态的财产权益转变为动态的流动资本。与物权变动相似,在交易中存在缺乏诚信的让与人,在债权已让与的情况下向他人重复转让,因此产生债权多重让与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对于债权多重让与问题的处理并未予以规定,形成立法空白。对于现行法的解释主要包括“让与主义”和“通知对抗主义”两种理论。从比较法上来看,债权登记制度兴起,为美国、日本等国立法所采。对比三种处理模式,本文认为:让与主义以合同成立的先后顺序确定优先权人,清晰便捷,但是过于注重保护第一受让人的权益,放弃了对善意第三人的保护,有失公允,不利于交易安全;通知对抗主义补充了“通知”这一公示要件,以通知到达债务人的时间顺序确定权利人,但是无法应对集合债权以及未来债权的让与,缺乏效率;登记对抗主义以国家登记系统为信息中心,不仅能充分保护善意第三人的权益,同时也适合作为集合债权以及未来债权的公示方法,最为符合市场趋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的制定过程中,我国原在合同编通则中规定了债权让与登记制度,二审稿将该条从合同编通则移至保理合同章,也就是现在《民法典》第768条。在研究保理合同的法律构造时,可以发现保理合同的混合性特征,体现为“要素+任一偶素”的独特构造。要素即债权让与,偶素即融资、债权催收、债权管理、付款担保等保理业务。因此,债权让与是保理合同的前提与核心。鉴于债权让与的规定和保理合同的构造存在着密切联系,根据《民法典》第467条,法律未明文规定的合同可以参照适用最相类似合同的规定,将合同编768条的优先顺位规则类推适用于一般债权让与应当具备解释的可能性。在登记主义模式下,可以有效维护交易安全,为了兼顾效率,应当采用声明登记制,登记机关的主要作用为提供信息平台,审核义务较低。在出现债权多重让与的情况下,登记在先者享有优先权。但是对于小额的金钱债权交易,登记实无必要,此时若出现重复让与的情况,为保持逻辑的连贯性,需要补充公示要件。考虑到债权转让存在通知债务人的必要性,通知并不会加重当事人的负担,故采通知对抗主义作为补充更为适宜,以最先到达债务人的让与通知中载明的受让人顺位优先。在受让人均未登记也没有通知时,可采传统的让与主义模式,根据合同成立的先后顺序确定权利人。最终对于债权多重让与问题,形成让与登记—让与通知—合同成立时间的优先顺位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