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以来,国内外股市频繁发生剧烈波动。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和2015年我国股市“过山车”式的涨跌,使股市投资者遭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不利于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不幸的是,旧伤未愈,再添新伤,一场始料未及的新冠肺炎疫情席卷而来使全球经济发展陷入恐慌和混乱状态,经济发展遭遇寒流,下行压力日益凸显。为实现宏观经济的复苏,各国政府短期内频繁出台各类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导致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economic policy uncertainty,简称为EPU）指数显著攀升,大部分刺激性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促进就业和拉动消费,但也助长了全球资产的价格泡沫。经济政策的调整将显著影响着股市的平稳发展,政策因素的过度波动会造成股票市场随之发生剧烈波动,这使得国内投资者开始聚焦于研究经济政策的变动对股票市场收益回报的影响。与国外成熟的金融市场相比,中国股票市场目前尚处于完善阶段,市场投资者以散户居多,处于信息弱势,扮演“噪音交易者”角色。情绪作为重要的投资者噪音,会使投资者对经济政策的频繁变动做出盲目跟风、追涨杀跌和炒作各种热点板块等非理性投资行为,而这种非理性的行为又会通过社会互动进一步放大形成群体行为偏差,最终致使整个金融市场出现非理性的投资狂潮和恐慌。因此,有必要分析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投资者情绪与股票市场收益率之间存在的相关关系。基于此,本文选择将上海证券综合指数作为研究对象,以2008年7月—2021年12月共162个月度数据作为样本区间,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投资者情绪与股市收益率三者纳入同一研究框架内,基于行为金融学视角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探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股市收益率的影响过程中是否存在投资者情绪这一传导路径,并进一步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细分为四类,运用中介效应检验模型探究投资者情绪在不同类型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股市收益率影响过程中存在的差异性影响。此外,参照Pagan和Sossounon（2003）的划分方法将研究样本区间划分为牛市和熊市,分析在不同的市场状态下三者之间存在的相关关系是否具有差异性。研究结果显示,经济政策的适度调整有利于股票市场的稳健发展,过度的政策调整会造成股票市场收益率的下降,并且这一不利冲击会部分通过投资者情绪进行传递。不同类型的政策不确定性对股市收益率的影响存在差异性。其中,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对股市收益率的抑制作用最强,且影响效果会通过投资者情绪进行传导。其次是汇率政策,政策调整效果也会通过投资者情绪进行传导。而财政和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股票市场的影响相对来说较小,影响效果并不显著。最后,不同市场状态下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股市收益率呈现非对称影响。熊市状态下不确定性对股票市场收益率的影响较为显著,并且经济政策调整会直接影响到股市收益率,不存在情绪的中介效应,而在牛市中存在投资者情绪中介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