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免除农业税以后,农民的负担减轻了,但公共产品的供给却相对困难,国家对农村公共品投入加大,但集体经济组织自我供给公共品的能力却下降了。本文在厘清农村公共产品和政府责任这两个概念,阐述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上的历史脉络后,试从法治的角度,分析政府和村民在农村公共品供给上的行动逻辑,指出:地方政府怠于供给农村公共产品的制度性原因是经济为主的政绩观下对上级政府偏好的依从,村组组织难于供给公共品的原因是原子化的村庄村民失去了彼此合作的能力。本文认为政府在这两方面的困难上都应承担责任,有所作为。地方政府要实现政府职能型转变,从管理型向服务性转变,政绩考核标准上从单纯以经济为主的考核标准向包括服务农村社会、改变农村面貌成效在内的综合考核标准转变;同时,政府要通过法律途径强化村组组织的权利和权威,大力扶植其他的乡村组织,以外部资源刺激乡村社会的现有资源,增强农民的合作能力,促进村庄内生秩序能力的恢复和增强。最后,提出现行部分法律未能适应农村社会的需要,亟待修改,并指出在涉及农村公共产品立法上要以公平为主要价值取向,注重保护保护农民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