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作为拥有着14亿人口的超级大国也是仿制药生产和使用大国,仿制药的问题事关人民群众的用药安全和医药行业的健康稳定发展。药品专利反向支付协议的问题研究是近几年才被关注的,该协议是指拥有药品专利的原研药公司与拥有同样药性的仿制药持有者即仿制药企进行私下和解协议的签订,由原研药公司支付高额费用给仿制药公司以此来延缓仿制药公司在一定时期之内不再进入医药市场,又因为在该协议中是由权利人向被控侵权人支付费用,因此被称为“反向”支付协议。它是知识产权与公共利益之争在药品领域的缩影,针对它的性质有的学者认为应当从知识产权的专利权角度进行分析,还有的学者认为应当从反垄断的角度去看待,目前学术界还没有统一的观点,众说纷纭。当前,在政策推动仿制药的发展和药品创新的大环境下,国内的制药公司在没有相关法律的保护下很有可能会成为国外的制药公司签订反向支付协议的目标,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笔者认为探讨反向支付协议的法律规制是具有深远意义。本文以最高院最新发布的阿斯利康诉奥赛康案中所涉及的“和解协议”引出问题,通过对这一具体案件的案情分析、争议焦点进行讨论,梳理目前我国对于“药品专利反向支付协议”这一问题的态度和做法。通过对比美国、欧盟对于反向支付协议的效力认定和规制方法,对阿斯利康诉奥赛康案中涉案和解协议是否具有正当性以及如何判定其具有反垄断性质两个方面来进行案件焦点整理。对“药品反向支付协议”这一现象进行学理解释,结合我国的国情和大环境对该协议进行本土化分析,指出它在我国出现的必然性以及目前其在立法和司法方面的现状与困境。针对不足之处,本文分别从建立规制反向支付协议的法律体系、完善反向支付协议执法制度和细化“豁免制度”这三个方面提出建议。在规制反向支付协议的法律体系上建议构建《专利法》中关于反向支付协议的惩罚性赔偿制度、完善《反垄断法》中的私人诉讼制度和增设公益诉讼的主体资格,执法方面要提高药品反向支付协议案件的执法队伍的专业化水平,并细化豁免条款,以此构建我国药品专利反向支付协议法律规制的对应体系,为医药行业后续能够更好地发展保驾护航,实现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