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Salini案被公认为第一次在国际投资仲裁裁决中涉及到投资的合法性问题,自此以后“非法投资”与“投资合法性”在越来越多的国际投资仲裁案件中得到审视。本文主要以国际投资仲裁为视角,以非法投资为主要研究对象,通过实证研究的方法,分析和探讨国际投资仲裁中与非法投资有关的程序和实质问题及争议,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完善国际投资仲裁机制的路径。文章的最后落脚我国,探讨我国参与国际投资仲裁可能涉及的非法投资问题和预防策略。全文由五大部分组成。导言部分旨在提出问题,阐明本文的研究价值与意义、主要研究方法和论文结构,集中讨论与本文相关的文献,并指出本文的主要创新与不足之处。第一章主要对文章的研究对象“非法投资”进行界定。该章的重点是讨论非法投资的认定标准和常见类型。首先,结合国际投资活动的法理、国际投资法律规则以及国际投资仲裁庭的解释观点,本文研究认为,非法投资的认定标准应为投资东道国的法律。也即,从广义上讲,违反东道国法律的外国投资属于非法投资,但非法投资的具体情形可能因国别不同而有所差异。其次,通过具体结合国际投资仲裁案例的事实,该章大体上将非法投资划分为商业活动本身非法、投资取得手段非法、违反投资准入要求、违反所有权限制以及手续错误等几种类型,从而将非法投资这一全文的核心概念具体化。文章的第三部分由第二章和第三章两个章节构成,这两章均采用案例研究的方法,分别探讨国际投资仲裁实践中与非法投资有关的程序性争议和实质争议。其中,第二章主要研究非法投资在国际投资仲裁中与仲裁程序有关的争议,主要包括两大问题。首先,有关非法投资在仲裁程序上的法律后果的定性。对此,本文研究发现,非法投资在仲裁程序上既可能构成管辖权障碍也可能构成可受理性障碍或者对实体裁决产生不利影响,但要根据个案中东道国对程序权利的运用和投资协定的条款设计来具体判断。其次,有关东道国针对投资者不当行为提出仲裁反请求的管辖权。对此,本文研究认为,东道国是否享有反请求的程序权利以及仲裁庭对反请求是否具有管辖权不可以一概地依据传统经验而否定,要根据个案中投资协定的争端解决条款来具体判断。第三章主要研究非法投资在国际投资仲裁中涉及的某些实质争议,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第一,最惠国待遇条款能否被投资者用来豁免投资合法性要求。对此,本文经案例分析发现,仲裁庭倾向于否定回答,且结论较为一致。第二,仲裁庭据以认定非法投资存在的证明标准。对此,本文经过不同案例的对此发现,尽管仲裁庭使用了不同的术语表达,但实质上倾向于采用“令人信服”的根本标准。第三,不同情形的非法投资对东道国法律的违反程度的区分。对此,本文经过对案例的筛选和分析发现,仲裁庭一致赞同只有严重的违法行为才能产生影响仲裁程序或实体结果的法律后果,且仲裁庭逐渐倾向于要同时考察投资者行为和东道国法律的双重严重性。最后,禁反言能否被投资者用来豁免投资的非法性。对此,本文也经案例总结发现,仲裁庭通常认可禁反言的适用空间,但也指出对于严重违反东道国法律或者国际公共秩序的投资则不能援引禁反言豁免其非法性。文章的第四章在内容上分为两个部分。首先,在前文第二、三章的实证研究的基础上,第一节旨在探索国际投资仲裁在非法投资问题上可以完善的空间。对此,本文的案例研究表明,仲裁裁决产生差异的直接原因在于个案情况的差异,但国际投资协定的非对称性是法律适用背后的根本原因。因此,本文主张应适当改革争端解决条款并逐渐增加投资者义务条款,从而从源头上抑制非法投资。其次,第二节主要探讨我国在新型外商投资和对外投资体系下可能需要关注的非法投资问题,并分别从投资东道国和投资母国两个角度提出预防之策。结语部分是对全文的脉络和主要内容的重新梳理和高度总结,重申本文各章节研究的重点和结论,并指出本文研究对我国未来参与国际投资仲裁的实践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