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资本市场处于不断对外开放的进程中,近年来沪港通交易机制和深港通交易机制相继实施,我国内地与香港两地证券市场全面建立起互联互通交易机制,为境外资金和投资者进入我国内地资本市场拓宽了渠道。在我国资本市场中,上市公司普遍面临融资约束、非效率投资问题。互联互通交易机制下,境外资金的进入有利于缓解内地上市公司的融资约束,改善投资不足;境外投资者的参与有利于优化公司治理结构,提升上市公司的股价信息含量,降低管理者过度投资倾向。因此,互联互通交易机制能够提升上市公司的投资效率。而投资粘性是非效率投资的表现,研究互联互通交易机制对投资粘性的影响,实际上是互联互通交易机制影响投资效率的进一步性拓展研究,是研究互联互通交易机制对投资不足公司和过度投资公司的投资效率影响的差异性。通过互联互通交易机制下上市公司投资粘性的研究,丰富了公司财务领域的粘性理论、投资效率的研究成果,以及互联互通交易机制的实施效应研究成果,对提升上市公司投资效率,完善互联互通交易机制,推进我国资本市场对外开放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本文以沪深交易所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以沪港通和深港通标的股公司为处理组样本,其余公司为对照组样本,以2011—2018年为研究区间,采用双重差分模型研究互联互通交易机制对上市公司投资粘性的影响。首先,借鉴成本费用粘性的思想构造了第一类投资粘性的度量模型,检验了上市公司第一类投资粘性的存在性;其次,通过非效率投资模型,计算上市公司非效率投资水平,将上市公司分为过度投资组和投资不足组,构造了第二类投资粘性的度量模型,检验了上市公司第二类投资粘性的存在性;最后,建立双重差分模型,分别检验了沪港通交易机制和深港通交易机制的实施对上市公司两类投资粘性的影响。基于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结果,本文得出以下研究结论:第一,上市公司存在第一类投资粘性,表现为融资约束缓解时投资支出的增加幅度大于融资约束增强时投资支出的减少幅度。企业在进行投资决策时,不是依靠融资约束的变化单纯地、线性地调整投资支出。投资粘性越强,表明上市公司管理者更倾向于在融资约束缓解时追加更多投资,而不愿在融资约束增强时相应地减少投资,不利于公司的投资达到帕累托最优。第二,上市公司存在第二类投资粘性,表现为在过度投资公司和投资不足公司中,融资约束得到同样程度的缓解时,过度投资公司的投资支出增加幅度大于投资不足公司的投资增加幅度。在过度投资公司中,因公司承担失败风险的能力更强,管理者的惯性投资思维更强,在获得更多外部资金时,往往大幅追加投资项目。投资不足公司的管理者普遍更加谨慎,由于所在公司承担风险能力较弱,即使在获得外部融资之后,对于追加投资支出相对保守。第三,沪港通交易机制的实施负向影响了上市公司两类投资粘性。沪港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上市公司的第一类投资粘性。在过度投资公司中,沪港通交易机制对第一类投资粘性起到了显著抑制作用,在投资不足公司中,沪港通交易机制对第一类投资粘性的抑制程度不明显。体现出沪港通实施对过度投资公司的治理作用更明显。沪港通显著抑制了上市公司的第二类投资粘性。沪港通实施后,境外资金的流入使上市公司融资约束缓解,境外成熟投资者的进入使上市公司管理者的行为受到约束,降低了过度投资公司的过度投资倾向,但投资不足公司的投资信心和胆量增强,投资保守度降低。体现出沪港通积极的公司治理效应。第四,深港通交易机制的实施对上市公司两类投资粘性影响效果不明显。由于政策实施的效应具有一定滞后性,本文研究区间中深港通的实施年限仅为两年,其对上市公司投资粘性的影响效应可能还未明确显现。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一是根据已有研究成果,进一步定义了上市公司的两类投资粘性,并研究了两类投资粘性的存在性问题。首先,参考粘性在公司财务管理领域的研究成果,借鉴经典成本粘性思想,将第一类投资粘性定义为上市公司融资约束缓解时投资支出的增加幅度大于融资约束增强时投资支出的减少幅度。再参考传统的成本粘性模型,创新性地构建投资支出随融资约束变化的增减变动模型,检验第一类投资粘性的存在性,研究融资约束与投资支出变化的非线性关系。其次,参考已有投资粘性的研究,将第二类投资粘性定义为在面临相同程度的融资约束缓解时,过度投资公司的投资支出增加幅度大于投资不足公司的投资支出增加幅度。同样参考传统的成本粘性模型,创新性地构建过度投资公司和投资不足公司在融资约束缓解情况下,投资支出的增减变动模型,检验第二类投资粘性的存在性,在投资效率的研究基础上进一步拓宽了企业投资的研究范围,为企业投资提供新的研究视角。二是从微观角度共同研究沪港通和深港通的实施效应,创新性地利用双重差分模型检验互联互通交易机制对上市公司两类投资粘性的影响,探讨资本市场开放对上市公司投资效率的影响,丰富互联互通交易机制在微观层面的政策效应研究,为资本市场的进一步对外开放提供示范效应。本文的研究为进一步考察我国上市公司的投资行为和投资效率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同时为资本市场对外开放产生的公司治理效应提供了更多的经验证据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