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镇化的逐步成熟,粗放型经济增长导致的资源短缺和环境污染问题愈发突出,如何在生态边界约束内实现绿色发展模式的转变是亟待解决的问题。绿色发展是促进经济、社会和环境协调的可持续发展模式,以增进人民福祉为根本目的,而生态福利绩效作为自然生态投入转化社会福利的效率,能衡量城市绿色发展程度。目前,国内外学者对生态福利绩效的研究多集中于概念内涵和外延的界定、国家或区域层面绩效的测度以及影响因素分析,关于城市层面的绩效测度和空间关系分析的研究较少。本文加入空间因素探索长江中游经济带城市生态福利绩效时空演变特征并进行影响因素分析,希望弥补现有研究的不足。本文对生态效率、生态福利绩效现有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在界定生态福利、生态福利绩效概念内涵的基础上,综合生态经济平衡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和阿玛蒂亚·森可行能力平等理论进行理论分析,多视角的为城市生态福利绩效研究奠定理论基础;选用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SBM模型为研究方法,测算2008-2017年长江中游经济带城市生态福利绩效,分别从区域整体、省级层面和城市层面展开绩效值差异分析,并结合ESDA分析法,探索城市生态福利绩效的空间格局分布并分析空间相关性;最后依托空间计量理论,以生态福利绩效作为被解释变量,以经济开放度、技术投入作为核心解释变量,采用时间固定效应的空间杜宾模型(SDM)开展长江中游经济带城市生态福利绩效影响因素研究。论文通过探究长江中游经济带城市生态福利绩效时空分异特征和影响因素研究,得出以下主要结论:初步发现研究区域整体绩效水平不高但呈上升趋势,省级层面研究中江西省2014-2017年绩效值不断下降,城市层面生态福利绩效趋势变动差异明显;ESDA分析发现城市生态福利绩效空间格局分布出现“中部塌陷”现象,绩效高值集聚发生区域转移,空间自相关分析认为城市绩效值具有空间异质性特征,但近年来已初现依赖性;影响因素空间面板回归分析认为经济开放度、经济规模对城市生态福利绩效有促进作用,经济开放产生的规模效应对城市生态福利绩效正向作用明显,而技术投入、第二产业占比和人口密度对城市生态福利绩效产生抑制作用,技术投入表现为负向作用可能是陷入“科技创新困境”。